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办公旧址位于今天的上海卢湾区马当路306弄4号，中韩正式建交以来的全部六任韩国总统包括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于2003年7月10日）、李明博（于2010年4月30日）、朴槿惠（于2015年9月4日）都曾在任期之内莅临参观。】

在北京参加完大阅兵之后，韩国总统朴槿惠来到上海，其中一个重要行程是参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展馆更新启用仪式。朴槿惠此行背后蕴含深意，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开展独立运动长达27年之久，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上海进行的，这段历史也成为中韩两国珍贵的共同财富。

1919年3月至4月间，在韩国国内、中国上海和俄国远东地区先后成立了6个“韩国临时政府”，其中主要的3个为：1919年4月23日由韩国13道24名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在汉城宣布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1919年3月2日，在俄国海参崴宣布成立的大韩国民议会政府；1919年4月11日在中国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6个临时政府中，只有上述3个是担负独立运动领导使命的政府，其余3个或为“影子”政府，或为“传单”政府，停留在宣传布告的层面。

后经三方协商， 1919年7月和9月，位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通过吸收海参崴的大韩国民议会政府，和改宪联合汉城韩国临时政府的方式完成了组织机构的统一。自此，统一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正式成立并开始活动，直到1934年搬迁中国内地。这一整合防能够团结凝聚爱国力量以一个声音对外发声，韩国独立运动也由此进入了有统一组织领导和完善纲领策略的全新阶段。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所以选择在上海成立和发展，是因为当时的上海作为国际化的远东大都市，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上海交通便利，通讯手段和资讯十分发达，便于韩国独立运动联络国内外各方力量、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上海租界的“治外法权”也使得临时政府能够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避免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的镇压干扰。

例如，上海的法租界当局，虽然明面上和法国政府官方政策一致，但私下给予了临时政府相当的默许和庇护；甚至于，由于金奎植等人在巴黎和会期间忍辱负重的努力，法国下院部分议员和在野人士对韩国独立运动还有着一定的同情和支持。相比处在日本直接殖民统治下没有一片净土的韩国本土、远离斗争中心的美国夏威夷、处在干涉苏维埃的日军威胁下的俄远东地区以及地方军阀压制韩侨独立运动的中国东北地区，上海自然成为临时政府的不二首选之地。临时政府重要成员赵婉九曾经撰文指出：“惟中国之上海，为东洋交通之要点，虽非十分安全，而比他处为胜。”

(金九办公室）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各种活动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和研究论文进行阐述和发挥，本文不再赘述。值得阐述的一点是，临时政府在上海期间，始终处在财政状况拮据困难、活动经费捉襟见肘的状态。

根据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编撰的《韩国独立运动史》引用李承晚演说，维持临时政府运转的最低费用每年约需两万金币。但实际中，作为一个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流亡政府，维持机构运作的经费长期处于短缺状态。根据日本情报机关资料，当时临时政府勤务、书记、警护员共约40人，每月需要给料10美元，数额不算多但是通常也无法做到。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大多没有独立的谋生谋食之道，时常陷入生活窘境，甚至在冬天没有衣服御寒，饥一顿饱一顿。

即使是当时的负责人、被誉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先生，也没有固定住处，东一家西一家讨饭吃。在回忆录《白凡逸志》中他自嘲自己为“乞丐中的高级乞丐”，而临时政府“这个没落的大家庭跟乞丐窟毫无二致”。临时政府甚至因为缴纳不起每月30元的房租被房东诉至公堂。在成立的第三年，财务总长已经欠下4000元的债务——作为参照，史料记载当时在电车公司当售票员的韩侨每天收入3角，可知4000元实在是一笔巨款；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当时在上海的韩侨人数不多（1919年688人，1930年937人），且大多经济收入不高，很多时候即使爱国也有心无力，难以给予临时政府更多的经济支援。

（金九）

临时政府曾经采用联通制向韩国本土同胞收取人口税、发行“大韩民国元年独立公债”向海外韩侨尤其是美国韩侨收取援金（又称“愿纳金”，即捐款）等方法来解决财政危机，但联通制的组织机构后被日本朝鲜总督府疯狂镇压破坏殆尽，愿意购买公债的韩侨资金不足，内部人士之间又因政见不同心生罅隙，最终都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1925年3月，李承晚以妨碍国家财政收入罪被临时政府议政院罢免，来自美洲的捐献基本完全断绝；屋漏偏逢连夜雨，1922年开始金九等人通过“劳兵会”募集的资金也因为存款银行上海日夜银行在1931年倒闭完全化为乌有。

（李承晚）

正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以金九先生为代表的韩国仁人志士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大无畏精神以身许国，和中国人民一道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也给予了临时政府极大的支持。

从中国角度来看，自孙中山先生以降，廖仲恺、胡汉民、于右任、蒋介石、宋美龄、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都曾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了在华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同情和支持，唐绍仪、张季鸾、胡霖、唐继尧、杜月笙等知名人士也都出钱出力支持过韩国独立运动，曾在沪与日寇血战的十九路军也曾经给予韩国志士以经济支持，中韩民间互助组织如“中韩互助社”、“中韩协会”等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03年7月10日，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参观了位于马当路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也与韩国临时政府和独立运动有着紧密的关联。1927年3月17日，长沙中韩互助社成立，中方人士有毛泽东和何叔衡，并分别担任通讯部主任和宣传部主任。对于临时政府策划的上海虹口公园尹奉吉烈士向日本侵略者首脑投弹的壮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上海日要人全体受伤》为题加以报道，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一英雄壮举的同情和赞美。

1936年，中共重要报刊《救国时报》全文转载临时政府为纪念尹奉吉烈士遇难日而发布的《泣告中国同志书》，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我们正应扩大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联合韩国等同仇敌忾的兄弟民族，作最诚恳、最亲密的携手，联合一致，向共同敌人之日寇进攻。”《新华日报》也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临时政府的活动，共约30篇，间接报道和文章多达数百篇。《解放日报》更重点报道了1941年10月在革命圣地延安举行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时任临时政府主席的金九先生和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宋庆龄等30余位世界反法西斯领袖人物被共同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金九先生的画像还曾在延安和各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朝鲜革命团体中，与毛泽东画像并列悬挂。1942年11月11日和1943年3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分别发表过周恩来副主席和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的谈话和文章，对临时政府内部和独立运动各党派的团结问题提出殷切的期望和中肯的建议。

1945年11月，当韩国临时政府成员行将回国之际，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董必武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名义设宴欢送，金九、金若山、洪震和临时政府各部部长全体到场，宾主殷殷话别，在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美好的佳话。

（1945年，即将返回祖国的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