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新政(王莽新政的时间)

王莽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典史学家一般都会把王莽作为欺师灭祖，大逆不道的典型而加以鞭挞。这是自然地，因为在以儒家为核心的伦常教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中，王莽的行为的确是罪无可恕的，他僭越了人臣之礼，破坏了古典中华帝国最为基本的价值观念。尽管可笑的的是，王莽其实多少算是一个所谓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他个人钟情的，甚至直接奉行的作为他最为基本的执政理念的一些核心原则居然来自于孔夫子时代的周王朝的旧制。可是，他身后的，和他一样号称是孔子门徒的同道们却视他为洪水猛兽，甚至禽兽不如。同是儒家弟子，差异何其大哉。

王莽在现代人的眼中形象好看了很多，今天的很多人，尤其是历史学家把王莽称之为人类古代史中罕见的“社会主义先驱”。因为他的很多执政措施带有非常强烈的所谓现代社会经济管理方式，甚至社会主义的味道，比如土地公有化等等。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政治家之一。认为他在社会管理变革和政治领域完全可以和诸如先秦的商鞅，北宋的王安石和大明帝国的张居正相提并论。

那么，王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天知道，不过我们倒是可以来简单地分析一番。

就从王莽上台的条件说起吧。

要促成王莽同志的大权独揽，要有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所谓“大气候”。直白地说，就是皇权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的构成中要占到首要的地位，所幸的是，这一条件当时是满足的。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西汉王朝的建立本身就是皇权在中国社会从无到有，逐次上升的过程，再加上后来的汉武时代的大力加强，皇权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中基本获得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为什么皇权的发展对王莽的改朝换代这么重要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王莽的权力的获得，用今天的话来讲，是直接来自于体制内的，典型的“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操作。王莽出身于当时最为显赫的外戚家族，他的政治资源早年也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一权利集团。要知道，没有皇权，哪来的什么外戚呢？实际上，说的再直接点，所谓流行于汉帝国的外戚政治，和后世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宦官政治，其实质都是皇权的表现，是在皇帝本人所代表的皇权因为各种原因缺位的情况下，一种自然的权力替代的产物。其斗争的对象在本质上和皇权是一样的，即在汉代势力还颇大的王权和后来的所谓官权。所以，从中国政治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上来讲，必须摒除这样一个多少有点想当然的结论，即总是把外戚和宦官，包括太监看成一种非常低下，甚至阴暗不堪的存在。实际的历史逻辑恐怕根本不是这样的，这里不存在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那种极为粗糙的道德判断。

除了“大气候”，还得有“小气候”。毕竟，“大气候”最多给王莽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只有在“小气候”同时完备的情况下，王莽的执政才能水到渠成。

这个“小气候”就是当时具体的社会状况。昭宣中兴之后，西汉帝国一路向下。西汉末年的几十年间，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

以上所述都是现象。有了我们前面的分析，不难理解，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本质是皇权在这个特定时间的相对衰落，这种衰落就使得国家王公贵族的权力得不到强大的必要限制，它们无情地肆意剥夺普通民众的生活资源，使得民不聊生，烽烟四起。

国家的政治稳定在于这两种相生相克的权力之间达成的一种动态平衡。现在，这种平衡因为一方，也就是皇权的孱弱被打破了，那么，时代就需要对皇权重新进行伸张，借此以来打击王公贵族和官僚集团的极不合理的权力诉求，以求得新的平衡的建立。这就是王莽应运而生的背景。或者说，即便没有王莽，某种程度的帝国的自我更新，甚至是改朝换代的契机也大致到来了。这应该算是中国历史的基本逻辑吧。

公元8年，王莽废除了西汉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刘婴，改国号“新”，建立新朝，史称“新莽”。

来看个王莽早年的简历：

以下引自百度百科：

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前45年），父亲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

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世家，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 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遗子，行为检点，作风严谨。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对外结纳贤士。王莽就是这个大族中的另类，世人眼中的道德楷模，很快声名远播。

不止这些，王莽在入朝为官后，一样是多年间办事认真，对人恭敬。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在同僚和众人心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威望。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的形象。并且还享有大义灭亲的美名。他的二儿子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责罚了他，最后逼王获自杀。王获还只是头一个，他的六个儿子中被他逼着自尽的就有四个，哎，这都是什么样的爹啊。

王莽推崇儒学，早年也从师精研儒学义理。可是观察王莽的为人处世，举止进退，当然也包括政治行为。不难发现，恐怕王莽先生真正热爱的是那种好大喜功，堂皇靓丽的儒学。从个人心性层面上来讲，王莽有一种完美主义者的倾向，他似乎认定了自己掌握着绝对真理，极端重视自己的所谓美好声名，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这种名声，包括但不限于自己儿子的性命。为了这种形象的成就，他可以拒绝来自于官方的诸多封号，他可以过着相对简朴的生活，它还可以大方地用自己的家财赈济灾民。时人将这个时候的王莽视作圣人一样的存在，恐怕这也是他自己真正所希望的。

当然，不能就简单地认为王莽先生就是一个纯粹美好的书生了。在政坛上，对于能威胁到他权力的人他绝对可以痛下杀手。自然，这种事情一般都不劳王莽先生亲自动手，他只需要适当示意，他的一众门徒自会代他完成后续程序。不管什么样的儒家门徒，一般都是有行动能力的，这一点王莽也不例外。总之，从个人的角度看，王莽大概和我们普通人也差不太多，属于自得其乐，或者说自以为是的虚伪着的大多数人。只不过王莽先生的追求更高，比如圣人，他所在的位置也更高，比如皇帝，所以使得他看上去更为虚伪罢了。

但虚伪这种东西，终究是有害的，尤其是身处高位的虚伪，就不只是有害那么简单了，它很可能是致命的。王莽在帝国皇帝的位置上一不留神把自己心中的完美主义情结发展成了政治实现过程中的理想主义，这下子就要了他和自己王朝的老命了。

本来西汉末年的这艘破船就已经千疮百孔了。如果换作是一个真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一般而言，他首先考虑的恐怕就是如何保护普通民众，打击贵族地主势力的猖獗，整顿官场秩序和风气，从而保护国家的有生力量。如此，西汉应该还有得救，毕竟，当时汉帝国只是内忧，并没有多大外患，周边没有能够对汉帝国形成巨大威胁的政治实体的存在，闹腾的匈奴人经过汉帝国的数次打击后，也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中。

可是王莽先生登基后。想出的办法居然是全面复古，他要回到五百年前去做他的古之圣王，他认为造成当时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古老的周礼的抛弃，所以，只要简单地遵从数百年前的教条，沿袭孔夫子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安排，一切就会变得井井有条和美好起来。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王莽在经济上大力实行土地国有化，禁止私人买卖土地等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政策。文化上追求那种虚假，陈腐的形式主义。顺便满足了自己一直满心渴慕的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和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虚荣心。

后来的情形当然是无需多言的。经济政策因为远远脱离于时代现实而根本无法推行，或者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本来国家上层中的大多数人对王莽执政是持比较欢迎的态度的，这可能与王莽在早期政治生涯中树立起来的表面形象很有关系，都认为王莽起码看上去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也许真的能拯救当时的时局于水火之中。估计谁也没想到，王莽先生的“雄心壮志”远远大于他的具体能力，所以结果就尴尬了。总之，王莽一系列异想天开的施政行为使得本来就已经动荡不安的社会愈加地混乱起来，他的日子自然也就屈指可数了。

现代的历史学者有时候还愿意把王莽同志列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可是我不知道一个缺乏基本常识的人到底能不能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王莽的行为搁到现在，大概就好比如果我们对当前的社会状况不是太满意，难道就必须回到比如说50年前的状态吗？王莽的文化水平那可比想当年的高祖刘邦高多了，起码绝对是学富五车的人物。可是，最后学问的结果也就只是一意孤行，弃绝思考，迷信教条而已。这样的学问真的是不要也罢。

大概可以这么说，以王莽的才具，做一个恪尽职守，事必躬亲的职业官僚应该还是很称职的，他的职业生涯似乎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退一万步，职业官僚需要的是执行能力，独立思考反倒是官僚的致命伤，在官僚的位置上，即便你想对自己和国家造成伤害，由于条件所限，你都没有这个机会。可是，命运却把他放到了一个他远远不能胜任的位置上。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有一句西方谚语说得好，“人最后总是要尝试他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并处在他实际上没有能力居于的位置上”。

公元23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