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字的千年之旅(西夏文字重见天日)

历史上也许出现过这样一个场景：1037年的一天，北宋仁宗皇帝赵祯接见了来自贺兰山下党项羌政权派来的使者，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一年使者带给大宋皇帝的信札上，左边是汉字，右边却是一种看似汉字但细看却非汉字的古怪文字。皇帝让群臣辨认识。使者解释，这是党项羌新创造的一种文字。此后，党项羌和宋朝乃至周边其他政权往来的官方正式文书皆出现有这种文字。

1983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了西夏文字典《音同》，是目前已知文献中收录西夏字最多最全的，明确记载了6000多个西夏字的音、形、义。

这些西夏文字是参照汉字笔画重造出来的，因此乍一看与汉字非常相像，形体方正，有横、点、竖、撇、捺、拐等汉字基本要素，但在间架结构上又比汉字繁杂，笔画也更多，这使它看上去更为敦实。西夏字借鉴的主要是传统“六书”中的会意和形声两种构字法，这为我们今天辨识西夏文字带来了难度。西夏字由独体字和合体字两大类组成，必须先认识一定数量的独体字，才能逐步走进这种文字构成的海洋中，掌握其组字规律。中国的西夏学术界有这样一个说法：目前真正能认读西夏字的人不超过10个，但在西夏时期，这些复杂的“蕃书”流行甚广。西夏文字创立后，统治者十分重视它的推广和应用。清代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记载，1037年11月，“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并开始“教国人用以纪事”。为了新文字的顺利推广，李元昊规定自己统领辖境内的文书告牒，一律都用新制文字书写，从政府机构内部开辟高效、便捷的新文字推广渠道。野利仁荣则派他的学生深入党项羌统领的地区，到民间教习传授，帮助民众使用这种文字记事。

李元昊还下令设立“蕃字院”，委任野利仁荣主持，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为西夏文；从党项和汉人官僚子弟中选拔优秀人才入蕃字院学习，学成并通过考校后，授予相应的官职，这在同时代北方其他游牧部族建立的王朝中是罕有的。

由于统治阶层的积极推行和大力提倡，西夏文字很快流行起来，上至官方文书、法律条令，下至契约账目、印章碑刻，都用新文字作为交流工具，西夏字也逐渐演绎成如汉字各种字体般的一套固定体式。

西夏文活字印本，对印刷史的印证和改写西夏文字的广泛使用推动了西夏境内造纸及印刷业的发展，在王朝内部的行政机构设置中，出现了专门负责刻印事业的“刻字司”。虽然刻字司是西夏政府五等机构中末等司的一个部门，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中专门掌管刻字的部门。西夏对文字和印刷的重视，可见一斑。

对西夏文印刷品的大量需求，使得官府印刷机构和大批民间印刷作坊大量兴起，西夏国都兴庆府成为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印刷、出版基地。从现代考古挖掘出的实物来看，西夏当时的印刷技术已掌握得非常成熟，除了有大量雕版印刷品，甚至出现了活字印刷的实物。

作为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隋唐之际，雕版印刷术就已发明，并在唐朝中后期得到广泛应用。至北宋时期，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使印刷术有了突破性进展。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尽记录了毕昇泥活字的制作方法，并指出“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然而，从之前发现的考古实物来看，毕昇死后，他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可能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一方面，宋朝的书本印刷仍以雕版为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采用泥活字印刷的实物也一直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