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为人民音乐家聂耳重修墓地，并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如今，人们到昆明西山龙门与太华寺之间的山峦中瞻仰的聂耳墓地，则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的新址了。而且，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的文句。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
当年，聂耳的死讯传回国内后，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虽然聂耳是因溺水身亡，但人们在怀念聂耳的同时，不免对其死因产生怀疑，在当时中日两国处于敌对的状态下，也是很正常的心态。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
其实，尽管在当时两国仍为“敌国”，日本人民对聂耳也是很怀念的。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民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的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领导人来到昆明市，在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云南省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至于墓志铭若继续使用，就应该删掉最后两句话。
1982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
接到云南省文化局的报告后，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认为，郭沫若已经去世，此事如何定夺，还需请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文化部办公厅将云南省文化局的报告呈送胡乔木，并附上了郭沫若在1954年所题墓志铭全文。
2月24日，胡乔木让秘书黎虹复信周巍峙:
来函乔木同志已阅。郭老为聂耳墓碑题词，乔木同志已删去最后两句(见送来附件)。
2月26日，周巍峙将黎虹的复信批转文化部办公厅:
按此复一信给云南省文化局。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
3月3日，文化部办公厅根据胡乔木和周巍峙的批示，给云南省文化局发去公函，要他们“遵照执行”。
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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