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从1982年11月10日，到1985年3月15日，苏联三任元首接连去世，这在外界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但1985年，契尔年科病逝后，苏联从政界到民间，对苏联状况十分不满。认为苏联领导人太过于保守，根本没什么作为。本来安德罗波夫很厉害，但命不长。此时的苏联民间已经积攒了很多对苏联政界高官的不满。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针对苏联过去封闭、僵化和教条主义及一些不民主的现状。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提出“公开性”的改革任务，这是他经济改革中一个任务。戈尔巴乔夫认为：“没有公开，就没有民主”。提法没错，但戈尔巴乔夫却掉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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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针对苏联一些封闭和僵化的做法提出“公开性”没有错，而且作为改革目标也没有错。因为要改革，必须要打破一些旧有的东西，但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在苏联体制来说是有一个度的，如何公开，怎么公开，公开程度如何？等等，这些都需要谨慎实施，或者说要设定一个标准，不能盲目地公开，否则就乱了。
但戈尔巴乔夫恰恰也不知道如何公开，怎么公开。在戈尔巴乔夫心里，其实这个“公开性”的问题是一个很模糊不清的东西，连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没弄明白怎么操作实施，他就在27大上提出了。但提出后紧接着他要指导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探讨，进一步提出具体目标和计划。但戈尔巴乔夫没这样做，实际就为自己挖了个坑。
如果赫鲁晓夫当年对自己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他有自己的预见性，赫鲁晓夫深知他的做法“过猛”。但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可能带来的危险性，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也没有预见性。因此，后来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引导下，公开变味了，而且苏联政府对媒体也失去控制，这就造成了泛滥的“公开”。结果很明显：对苏联制度造成重创。
02
为了配合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的改革，戈尔巴乔夫选换了宣传部长。在戈尔巴乔夫眼里，要公共一些事情，不应该什么事都封闭。当戈尔巴乔夫回答美法记者的谈话后，苏联的“真理报”马上进行报道。因此，戈尔巴乔夫鼓励报纸、电台、电视等揭露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这显然是向民主化过渡。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爆炸事故发生后，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谈到公开性。因为这次核事件发生后，一些西方国家不满，向苏联表示严重的抗议。但由于当时爆炸事件发生后，苏联并没有向外界及时公开报道此事。但这件事发生后，戈尔巴乔夫更有理由把公开性向深层次“试水”。
此后苏联《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国家媒体开始打破批评的“禁区”，对以前不能发表认为是秘密的资料，开始不断公布于众。但这种“公开性”深入后，一些问题开始出现。比如对苏联湖泊污染问题被媒体公布出来后，引起民众不满，民众就把问题责任推给各级政府。
如果说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揭露一些问题无可厚非，但如果把这种做法放大看，就会出现扭曲、抹黑等谣言，而政府不管，就让一些问题成为今后国家发展的问题。如果国家控制不了媒体，那就走向自由化道路，导致国家混乱。
其实不要以为美国是民主自由国家，但如果你在美国随意发表一些看法，或者做一些出格的话，美国警察会找你喝茶。
03
戈尔巴乔夫在推动“公开性”一事上，渐渐到了“深水区”。这个所谓的“深水区”就是敏感领域，比如意识形态方面。
在苏联时期，有很多不易公开的文学作品，即使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不敢公开这些作品，但戈尔巴乔夫却敢做，当时有一本苏联禁书叫《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还有一部影片叫《忏悔》，戈尔巴乔夫放开出版。当时公开后，有关部门也进行阻止，但上报给戈尔巴乔夫后，他亲自批准后才允许发表。
戈尔巴乔夫亲自过问后，苏联一些禁书等文化作品放开了。有些禁书是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流亡者写的反政府文字。这些禁书重新公开后，一时间成为苏联的一个重要事件。
西方开始给戈尔巴乔夫戴上“改革家”、“苏联最有希望的领导人”等高帽子，戈尔巴乔夫沾沾自喜，他认为比前任都厉害。此后戈尔巴乔夫调整了一些媒体的主编，比如苏共刊物《真理报》等都换了主编。华约国家的一些国家媒体也换了主编，进一步推动了“公开性”发展。
国家媒体被一些亲西方人掌握后，“公开性”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了。戈尔巴乔夫本来以为能控制这些媒体领导人，但到了1988年根本没法控制了。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公开性”时最愚蠢的一招，居然废除了50多年的书报检查制度，苏联保密检查总局的职能没有了。又没有其他制约的措施，苏联的媒体完全失去了控制，也给西方国家媒体舆论渗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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