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核试验(人类最后一次核试验)

我眼中的蘑菇云

我第一次看到核爆炸是1970年10月，在罗布泊西面的阿尔干，那年我18岁——一个刚穿破一套军装的新兵。

作者彭继超在核试验场

那天中午天很蓝，沙漠很静。我站在沙丘上，看了看手里的闹钟，戴上能把光线减弱一万倍的防护眼镜，抬头望望当空的太阳——太阳这时变成了一点暗淡的烛光，然后我就死死地盯着东方的那片天空。几分钟后，那里将出现另一个太阳——一颗氢弹爆炸的火球。

突然，眼前一亮，似闪电撕破天幕，强烈的光波扑面而来。刹那间，天地万物成了一片空洞的惨白。闪光过后出现一个火球，极白，极亮，宛若亿万把焊枪电火汇成的光团在空中膨胀、照耀，把我的脸烤得火辣辣的。火球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暗，一个声音告诉我，可以摘掉防护眼镜了。

火球依然耀眼，它渐渐变成金黄色、粉红色、橘红色，几道紫色的光带翻卷着从火球底部拱起，不知不觉间把火球变成了一团五光十色的云。

云也明亮，云中似有火光，色白，白色外是一圈黄、一圈红、一圈紫、一圈淡淡的黑边。

氢弹爆炸蘑菇云

火云在无声无息中翻腾、变幻，里面色彩越来越浓重，周围却渐渐明亮起来；冷不防，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猛然爆响，我浑身一颤，冲击波来了，一阵又一阵轰轰隆隆的声音似乎是从天上传来，又好像是从地心发出，从四面八方把我包裹住，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爆炸。

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经坐在沙丘上，眼前的烟云已变成一朵巨大的蘑菇，更确切地说，那景象也像一只紧握的拳头，一把撑开的太阳伞，一座汉白玉雕的高耸的火炬，它巨大的身形大得不可想象，无法形容……

氢弹爆炸蘑菇云和穹顶

期待蘑菇云在地球上永远消失

从那以后，我知道在中国之前世界上已腾起过几百朵蘑菇云，知道了比基尼岛、内华达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知道了广岛和长崎……

有一位诗人朋友来基地采风，写了两句歌词：“我把鲜花种上天，蘑菇云就像那红牡丹……”我对他说:“你大概没见过蘑菇云才这样说，我见过……”

作为一名在中国核试验基地生活了30年的老兵，我并不喜欢蘑菇云。我知道，我的罗布泊的前辈和战友们都不喜欢蘑菇云，没有谁喜欢这种东西！

多少年来，萦绕在我们耳边的是这样一个悲壮的声音：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多少年来，珍藏在我们心中的是一个由周恩来总理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的梦：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

1966年6月，周总理在出国访问回京途中来到导弹发射场

正因为不喜欢蘑菇云，我们才选择了罗布泊这片被称作“死亡之海”的荒漠。当我的前辈和战友们走向荒漠、走向蘑菇云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我们的生命要多一点悲壮、多一点沉重，注定了我们的记忆有一种特别的滋味，有一种常人难以体会的复杂的感情。

每一个核爆心都埋着一片辉煌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爆心在罗布泊西北的荒原上。这里曾有一座横卧在沙漠之中的塔架。那座百米铁塔，当年傲然挺立，托举起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惊天动地的爆炸。

托举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塔架

在石破天惊的刹那间，它的上部被融化、蒸发了，残骸扭曲着倒在同样被核火烧焦成一片玻璃体的沙滩上。它静静地卧在那里，像恐龙的骨架，像造型奇特的现代雕塑，像雄视千古的一座丰碑。

作者彭继超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心

空中核爆炸爆心在塔架西面十几公里的一片高地上，那里用石灰撒下了一个巨大的白十字。我国第一颗氢弹就是在这十字上空爆炸成功的。

那是1967年 6 月17日早晨——罗布泊同时升起了两个太阳。爆心周围的戈壁滩上，曾依次排列着飞机、坦克、大炮、军舰、车站、桥梁等效应物，爆炸后，它们呈放射状散开，有的仰面朝天，有的七扭八歪，有的面目全非，连那钢筋水泥浇铸的坚固的地下工事也被震出了条条裂缝……

地下核试验场的爆心则是另一番景象。铁丝网把这片荒漠与周围的荒漠隔开，这里是荒凉中的荒凉、禁区中的禁区。

远远望去，这里和周围的景色好像没有什么不同，走到跟前，你才会发现这现代色彩很浓的废墟——倒塌的房屋、破碎的砖石、扭曲断裂的水泥基础上裸露着钢筋和电缆，这时你就会注意到脚下的土地有凹陷的痕迹。

一块水泥铸成的的牌子写着“永久沾染区”，这就是爆心了。

就在你的脚下，曾发生过一次核爆炸，这块沉睡千年的荒漠因为人工创造的太阳有了瞬间的辉煌。

那是看不见的辉煌，光和热都是在深厚的岩石之下爆发的，熔铁化石的力量被严密地封闭在地层深处。你所能感觉到的只是大地那微微的一震；你所能看到的，只是地面腾起一片烟尘，像刮过一阵旋风。

我国地下核试验爆炸景象

核试验场有许多爆心，地爆爆心、空爆爆心、地下平洞核试验爆心、地下竖井核试验爆心等等。几十年来，几乎每一个爆心我都去过。每一个爆心都是一片废墟，每一个爆心都埋着一片辉煌。

就是为了这瞬间的、看不见的辉煌，我的无数前辈和战友心甘情愿地在这荒凉的大漠中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奋斗着，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令人感慨的是，那里的创造恰恰是为了毁灭——最终彻底消灭核武器；那里的废墟恰恰是最神圣的建设——构造世界的和平大厦。我曾给那爆心、那废墟起过一个名字——“牛痘”。因为种了“牛痘"，人们才能避免天花。

这里没有纪念碑。这里不需要纪念碑。

走过罗布泊

在人造卫星从太空拍摄的照片上，罗布泊的形象很像一只巨大的耳朵，一个没画完的圆。1996年夏，茫茫太空一颗颗神秘的“眼睛”正紧盯着罗布泊。这里，即将进行一次新的核试验。

这已经不是秘密。1996年6月8日，在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声明，9月份前我国还将进行一次核试验，之后将实行暂停核试验。

这次事先宣布的核试验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许多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老同志主动要求来现场参加暂停前的最后一次试验。

这些从蘑菇云走过来的人们心里都揣着一个共同的心愿，给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事业，给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亲手画上一个完美的圆。

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又一次来到这片大山。深深的坑道里，核弹已在爆室就位。爆室前，进行核爆炸物理测量的技术人员正对他们的仪器设备做最后的调试检查。

在忙碌的人群中，我忽然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草绿色的工作服在他瘦弱的身躯上显得格外肥大，安全帽檐下露着雪白的鬓发，脸上的笑纹疲惫而又从容，只有那双琥珀一般透明的眼睛依然那么年轻，那么明亮。

他就是我国核物理测量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吕敏。

1963年，这位刚刚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归国的科学家，和程开甲、陆祖荫、忻贤杰一起，在钱三强指导下制定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方案，筹建了核试验研究所。

1977年左右，吕敏院士任研究所科技处副处长、副所长时的照片（前排左起唐逢珍、严西江、许家林、吕敏、王伯仁，后排左起周茂生、唐有功、赵军、邱学臣、张子卿、张志恒）

他在核试验基地工作了25年，身患重病后仍然坚持到试验第一线。

同志们用担架抬他上飞机送往医院时，他还反复说:“我不能离开，我的事业在这里。”在北京的医院里，他仍牵挂着核试验场，他在病床上作的一首诗这样写道：“梦魂西去北山下，心神又到爆室旁。”

吕敏给我谈起一段往事：“当时钱三强点名要我们几个筹备研究所，我一到新疆多少年回不去，人大常委会开会时，钱三强碰到我父亲（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作者注），他很抱歉地对我父亲说：‘我把吕敏搞到新疆去了，这么多年回不来。’后来我给钱三强先生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我不后悔，尽管50来岁就生了那么场大病，但总算给国家干了点事，干了点有用实际的事。”

吕敏院士

“给国家干点事，干点有用实际的事”，正是这种朴实而又深切的报国之情使他们在罗布泊走过几十年无怨无悔的人生旅程。

在大山前，我又遇到了年逾古稀的老专家孙瑞蕃。他原来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研究室主任，当年核试验基地选调技术骨干，他二话没说、立即奔赴罗布泊。

孙瑞蕃

作为研究室第一任主任，他在光学测量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核爆炸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物理现象，一项测试成果的取得往往需要几代人几年、十几年的艰苦努力。

在一次地下核试验中，一项重要的光学测量项目取得了理想的成果，已经调离基地又主动要求回来参加试验的孙瑞蕃却累病住进了医院。

喜讯传来，躺在病床上的孙瑞蕃特意掏钱让人买了几瓶好酒捎到场区，庆贺这来之不易的成功。

罗布泊的英魂

在这里，痛苦和烦恼，自豪和欢乐，人们的一切情感都和事业紧紧联系着。

“我永远忘不了冲天而起的蘑菇云，忘不了戈壁滩上的搓板公路，忘不了试验人员三件宝：‘水壶、风镜、大草帽’，忘不了成千上万的参试同志，忘不了给周总理介绍核试验纪录片的那个终生难忘的夜晚……呵，那如火如荼的岁月，忘不了，永远忘不了！”

写下这段充满激情文字的，是年过花甲的陆祖荫。他在发表这篇题为《回忆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文章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陆祖荫

陆祖荫是钱三强的得意门生，在原子能研究所的12年中，人们曾称陆祖荫和他的妻子是钱三强的“金童玉女”。

作为核测试及放化分析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罗布泊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十几年，直到几次病危才离开基地。

在核试验场区，人们说：“如果陆教授活着，他一定会来参加这最后一次核试验的。”

基地总工程师林俊德参加了我国全部45次核试验任务，在2012年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2018年成为全军挂像英模。他年过七旬依然战斗在科研试验第一线，在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到去世前的20多天里，仍把病房当作战场，与死神争分夺秒。

林俊德院士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

在生命的最后8天，他在病房3次打电话询问科研进展，2次召集课题组布置后续任务，整理了电脑中3万多份科研资料。在生命的最后一天，2012年5月31日，林俊德已腹胀如鼓，心率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但仍9次要求下床工作，工作人员实在没办法，只好扶着他从9时55分一直工作到11时09分。大家看他实在撑不住了，才极力劝他躺回病床。这一躺下，林俊德就再也没能起来，一颗不知疲倦的心脏渐渐停止了跳动。

人们为之惋惜的还有黄豹研究员。黄豹是1959年基地初建时期第一批来罗布泊的大学生，他的婚礼就是在戈壁滩上的地窖里举行的。

当时基地首长对他的爱人小刘说：“敢从苏州嫁边疆，真该改名叫爱疆。”这位苏州姑娘真的改名叫爱疆，他们一家在罗布泊生活了30多年。

左起：刘宏兴、韩广元、黄豹、童新宏（1986年）

黄豹不仅自己在核试验场奔波了大半辈子，还让自己的儿子也参加到核试验队伍中来。直到去世前，黄豹还忍着剧痛在病床上一字一行地审读他指导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他的爱人刘爱疆说：“他总是说这一辈子没白活，好像他是个英雄人物似的。”

刘爱疆大姐，你的黄豹确实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啊！所有为祖国的核试验事业埋头苦干的人都是民族英雄！

罗布泊部分人员合影

罗布泊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这里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千百万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不单单属于哪一个人，却又属于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埋头苦干的英雄。

罗布泊人的泪水

爆室旁一条窄窄的廊道内，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正蹲在地上和年轻人一起检查着电缆槽。他叫王奎禄，专业技术少将。

1993年5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勇攀科技高峰研究室”荣誉称号。王奎禄（将军、主任）、倪源兴（副主任、近区物理测试主要负责人）代表领奖。

十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吕敏从资料中发现了一组新的英文字母，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测试技术，便立即建议开始这一课题的研究攻关。

不久，王奎禄成为这一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在吕敏的指导下，王奎禄广泛调研国内外有关资料，提出了研究技术方案。全室人员齐心协力，集智攻关，在历次试验积累的技术基础上，先后突破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

在技术攻关的关键时刻，王奎禄的爱人也因公出差，他把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托给邻居，自己一头扎进试验室，病了就把药罐子放在身边，边伏案工作边熬中药。爱人出差回来，看到两个满腹委屈的孩子和老王的药罐子，流下了心酸的泪水。

为孩子心酸的不仅是王奎禄的爱人。在试验现场的科技人员最怕说起孩子这个话题。

一次次试验中，不知有多少对夫妻双双进场执行任务，年幼的儿女只能托付给亲友、邻居。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这已成了他们的习惯，也成了他们的心病。

在指挥部车群，我遇到了专程赶来参加最后一次试验的邱研究员，她的名字是在保密名单里的。

这位肩佩大校军衔的女同志是1963年毕业到罗布泊的大学生，两口子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和外国人谈话就像和老乡聊天，可是和自己的孩子却无法沟通。孩子一生下来就送到了姥姥家，5岁才接回来，直到十几岁都很少张口叫爸爸、妈妈。

这个研究室的另一位女同志老刘在光学项目研究上颇有建树，是1996年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37名获奖者之一，军报发表的两大版事迹简介和照片中却没有她的名字，因为她的名字需要保密。

研究所的老同志都知道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老刘的女儿不会笑。孩子一生下来就送到姥姥家，十几岁才接回身边，小脸就一直绷着，没笑容。

直到上大学，读了研究生，渐渐懂事了，理解了父母的事业父母的心，他们的共同语言才多起来，笑容才慢慢回到女儿的脸上。可是，女儿童年的笑容呢？少年的笑容呢？那可是女孩最爱笑、最该笑的年龄啊！

1996年的夏天，罗布泊人多泪。在最后一次核试验成功后，提起参试人员的苦乐悲欢，基地司令员马国惠少将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马国惠司令员在核试验场

马司令被人称作“枕着原子弹睡过觉的人”，在1966年的氢弹原理试验中，他作为一名年轻的技术人员，负责塔上激光项目的调试工作，曾在托举氢弹的百米铁塔上连续工作了20多天。有一天夜里为了调光路，他冒着大风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在100多米高的铁塔顶部攀爬。

1968年核试验基地研究室办公室工作人员合影

（第一排右一：马国惠）

此刻，是什么使这个能把生死都能置之度外的男子汉如此动情呢？马国惠擦着泪说：“作为基地司令员，我也说不清这些年我们的参试人员有多少父母去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有多少人孩子出生时没能守在身边，有多少人亲人有病没能亲自照顾，现在我们试验成功了，可是大家在情感上的这些牺牲和缺憾却永远也无法补偿了。作为司令员，我从内心感谢他们，感谢那些同样为我们的成功做出了奉献的亲属和孩子们……”

说着，眼泪又一次涌满了他的眼睛。

中国暂停核试验

1996年7月29日，这是罗布泊人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我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这一天，我国政府郑重宣告：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从1996年7月30日零时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这一天，核爆炸之后，在大地的震颤中，我同侦察、回收的队伍一起最先冲向核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