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11日，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特护病房内，一名脸色晦暗、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回天无力的医护人员，只得来到病房外，对前来探望的亲属和部下说去见病人最后一面。但现场的日本宪兵却以要保护病人的安全为由，只让少数亲属进病房。
此时，病人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痛苦地呻吟，不断抽搐，最后一句话都没留下就死了。
这个死者就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76号特务机关的头子李士群。热播电视剧《叛逆者》中的反派陈默群，就是以他为原型之一。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一度在汪伪小朝廷里呼风唤雨、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死时竟然如此窝囊。但大家更想不到的是，压死这个汉奸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新四军在2个多月前发动的一场战役。
汪伪特工头子，大汉奸李士群
1940年3月，汪精卫和一帮亲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了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从此他们就走上了一条卖国求荣的不归路。
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后，立即积极地为日本侵略军效犬马之劳，配合日军搜刮沦陷区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供应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对沦陷区人民犯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这其中，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著名汉奸李士群的罪恶行径。
“76号”元凶设计毒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李士群根据中统命令，潜伏上海。结果他于1938年叛变投敌，还策反了时为国民党少将参议的老上司丁默邨，更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建立了汪伪的特务组织，史称“76号”。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9年到1943年，不足四年时间内，76号就制造了三千多起血案。
在残害中国抗日军民的同时，李士群还盯上新四军在江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当时我新四军在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区，如江苏、浙江、甚至上海周边都开辟了许多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严重地妨碍了日伪掠夺沦陷区的资源，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以重兵，在皖南茂林地区伏击了准备北上的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多人。
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最终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杀害，9000多新四军指战员除部分突出重围外，一部牺牲，大部被俘。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随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写诗痛斥国民党顽固派
顽固派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倒行逆施，使得侵华日军总司令部认为时机已到，遂提出了首先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始，对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所谓的“清乡”。
“清乡”不同于“扫荡”，扫荡是一种军事行动，其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摧毁某个区域的抗日武装，然后再扶植伪政权逐步“伪化”这个区域。
但扫荡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日军很难长时间地让其机动部队驻扎在一个地区，而我军恰恰可以利用敌人这一点，在敌人进行大合围的时候跳到外线，等日军撤退了，再重新恢复根据地。
而“清乡”是侵华日军派到汪伪政权当顾问的晴气庆胤中佐，以及晴气的忠实走狗，汪伪警政部长李士群共同策划的。
清乡不仅仅是“军事清剿”，而是一种结合了政治欺骗、经济掠夺和思想奴化等一系列的“综合战力”。
根据晴气和李士群的计划，日伪将首先从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始进行所谓彻底的“整顿治安”。
日伪准备“肃清”那里的一切抵抗力量，同时大力强化伪政权的行政、治安和军事能力，力图将沦陷区变成“治安明朗区”，以进一步掠夺沦陷区的资源，把沦陷区变成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以便日军可以腾出兵力，实施所谓的“南进”作战，为太平洋战争做准备。
日军站在汪伪政权的“和平建国”宣传画前面
这个阴险毒辣的“清乡”计划在报上去之后，就得到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赞赏和支持，并将其稍事修改后就命令汪伪政权予以执行。
汪精卫对此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立即召开伪政权高级官员会议，将“清乡”定为了“国策”。
1941年3月，汪伪政权以难得的高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亲自出马担任了“委员长”，陈公博和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此事的始作俑者李士群则出任“秘书长”一职。
粟裕：每月每乡要杀一个敌人
从1941年夏开始，日伪军调集大批部队、特务、宪兵、警察和行政人员等，对苏南地区进行了“清乡”的试点。
在敌人预有准备的大规模“清乡”面前，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和群众准备不足，因此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许多党员被捕被杀，党组织和基层政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游击区甚至根据地本身不断缩小。
由于李士群制订清乡战略和实施清乡“有功”，日伪对其非常满意，他也因此被汪伪政权任命为“江苏省主席”。
清乡的日军在搜查盘问行人
在清乡“战果”的鼓舞下，日伪决心将这个战略推行到整个江苏地区。
1942年12月1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下发了所谓《清乡工作训令》，决定把南通附近列为苏北的第一期清乡的地区。
这里是新四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一旦敌人的“清乡”战略成功，那么我新四军在江北地区就很难立足。
敌我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因此敌人投入了比在苏南地区大得多的兵力和资源。
1943年1月，日伪调集兵力15000多人，在苏北的南通成立了“清乡主任公署”，下辖“特工站”、“政治工作团”、“宣抚班”等大量机构，企图以多管齐下的手段，彻底割裂人民群众和共产党、新四军的联系，达到摧毁根据地，歼灭或者赶走新四军，以据点和交通线控制整个地区，并将其彻底伪化。
这次敌人的决心非常之大，其兵力的密集程度，在华中地区的敌后战场是罕见的。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也亲自出马，坐镇苏州指挥这次清乡，企图在主子面子再“露一手”，作为自己向上爬得进身之阶。
但我军对敌人的大规模行动早有准备。
早在敌人对苏北进行清乡前，1943年1月28日，华中局发出了《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提醒全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各级指战员和群众做好应付敌人进攻的准备。
2月，苏中区党委和军区也向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做了反“清乡”的思想动员工作，要求把反清乡斗争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
汪精卫和东条英机在一起
3月24日，我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专门主持了关于敌人此次清乡重点苏中4分区的党政军领导同志的会议。
他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精神，结合了4分区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大家一起制订一整套可行的反清乡斗争方略。
粟裕表示，要在思想上对敌人的兄弟高度重视，吸取苏南地区遭到严重损失的教训，不可麻痹大意；要深入动员根据地的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运用多种斗争手段打击敌人，最终达到彻底粉碎敌人的清乡，巩固并坚持根据地的目的。
粟裕还向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提出了，“每个月每个乡都捕杀一名敌人”，“不让敌人抓壮丁、造名册、修篱笆、建碉堡、铺公路、架电线”等要求。
各级干部在回到岗位后，向基层军民传达了上级的精神，并且发动群众作了大量的反清乡准备工作。
为了打乱日伪的清乡部署，在敌人的准备还没有完全到位之前，粟裕就亲自率领教导团和3旅7团，对伪军在如皋曹家埠据点的据点发起攻击，全歼伪军1个大队。
随后，我军乘胜又对孙家窑据点发起攻击，也将其拿下。我军小部队也对敌占区频频出击，抓捕敌伪的清乡人员，从俘虏的嘴里逼问清乡的情报，捣毁敌人清乡的前进基地，迫使敌人不得不反复调整部署，有效地拖延了敌人的进攻，为根据地提前部署反清乡斗争争取了时间。
抗战时期的粟裕
1943年4月初，日伪感觉到苏北我军已经对清乡有所准备，其突然性已经不复存在，但敌人仍集中兵力进犯我苏中根据地第4分区。
至此，苏北根据地的反清乡斗争全面展开。
300里毛竹封锁线
为了包围根据地，切断群众和我军的联系，敌人用事先准备好的数百万根毛竹在清乡地区的周围建立一道竹篱笆封锁线。
这道封锁线从天生港一直向北延伸到丁堰，然后又转向东到掘港，最后一直到海边的鲍家坝，长达300多华里。
敌人还沿着封锁线上设立了100多个大大小小的“检问所”，配备了450多名“检问员”。
这些家伙都受过高级特务训练，负责盘查和检查来往的行人、物资，力图不让一点物资流入根据地，也不让根据地的人员进入所谓的“治安区”。
为了加强封锁的效果，敌人把篱笆墙两侧农田里的稍微高一点的庄稼全部铲掉，并且沿着篱笆墙建了不少炮楼、瞭望塔，同时派出巡逻队和流动哨兵，只要看到有人靠近篱笆墙就开枪射击。
敌人非常看重篱笆墙，一再吹嘘说只要篱笆打成功，清乡就成功了。篱笆墙不但给当地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难，也使我军大小部队的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敌军一方面通过篱笆墙限制了我军部队和人员的活动，一方面则集中优势兵力不断地搜索和寻找新四军主力、妄图加以围歼。
此外，敌人还在清乡地区大肆进行奴化宣传，由“宣抚班”放映鼓吹所谓“中日亲善”的电影和图片，跟随敌人军警到来的还有日本洋行，大肆以伪币套购苏北的农产品，实行经济掠夺，以满足敌人“以战养战”和“以华制华”的战略。
同时，敌人的主力部队也改变战术，不再打了就走，而是在清乡地区长期驻扎，大量构筑据点，以支持清乡行动，为伪政权打气撑腰。
准备投入反清乡斗争的新四军部队
为了保存实力，我苏中军区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合围圈，转入外线坚持斗争，对敌人的“治安明朗区”发起袭击，迫使敌人不但不能抽调部队加强清乡，反而不得不从清乡地区抽回部分部队以保证后方的安全。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根据地面临的压力。日伪对苏中4分区的清乡一开始就陷入了被我前后夹击的窘境之中。
针对气焰嚣张的伪清乡人员，粟裕司令员指示各地要从作战部队和公安部门中精选一批政治上可靠、战斗经验丰富、而且熟悉当地情况的指战员，配备手枪、匕首和手榴弹等短武器，建立专门对付敌清乡人员的政治保卫队，由4分区的地委社会部直接领导。
1943年2月下旬，我南通县警卫团就按照上级的要求，从县公安局和团侦察排里挑选了24名骨干，组成了政治保卫队。
他们抢在敌人发动清乡之前，提前对全县所有重要集镇的地形的民情进行了熟悉，并且抓紧时间进行了专门性的战斗训练。尤其是在室内和其他人员密集的场所如何使用各种武器锄奸，然后利用人流的掩护离开现场，摆脱敌人的追击等。
日军纵火焚烧根据地群众的房子
新四军政保队神出鬼没
1943年4月中旬，敌人的清乡开始了。
伪南通如皋岔河大检问所的主任凌月东是个铁杆汉奸，对清乡异常积极。当时因为如皋的篱笆墙缺乏毛竹，一时没有建起来，他就多次催问，甚至亲自到天生港去催运毛竹。
为了打掉这个死心塌地为敌伪卖命的家伙，政保队决心打掉凌月东。于是政保队也到了天生港，在经过缜密侦察后，队员发现凌月东就住在天生港的一家旅馆里。
4月20日夜，几名精悍的政保队队员悄悄摸到旅馆的后门，翻墙进入院子，随后直扑事先侦察好的厢房，把正在听戏的凌月东当场击毙，随后政保队全身而退。
这次成功的锄奸行动极大地震慑了那些汉奸，许多检问员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时也鼓舞了敌占区人民与清乡进行斗争的信心。
有天晚上，我政保队接到群众的报告，说十里坊据点1个伪军小队长换了便服，到附近的相好的家里去了。于是我政保队立即出击，将那个伪军小队长当场堵在了被窝里。
那个小队长吓得魂飞魄散，他以为政保队是上门来要自己命的，但政保队只是对他进行了宣传教育，同时警告他不许为非作歹，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否则随时要他的脑袋。
伪军小队长连连说是，为了证明自己，他还当场向我政保队提供了明天中午有几个日军官兵会化装从十里坊据点经过的情报。
在检问所坐着休息的日军宪兵
根据这个情报，政保队第二天一早在十里坊据点附近的公路上设伏，等着这几个日军自投罗网。
果然到了中午前后，四五个日军官兵和一个翻译坐着黄包车从南通方向而来，当他们经过十里坊附近的公路时，我政保队立即从路边跳了出来，拦住了敌人。
日军根本就没想到在“准治安区”的据点旁竟然会遇到新四军，他们最初还以为是遇到了土匪。翻译慌忙大喊：“别开枪，我们是皇军！皇军可以给你们很多金票！”
政保队不为所动，向敌人包围过去，经过激烈的枪战，政保队打死了4名日军，还俘虏了那个翻译。
十里坊据点的伪军果然没有出动，只是朝天鸣枪，以便向上司交差。
在启东地区，另外一支政保队也很活跃。1943年4月初，在清乡刚刚发动的时候，他们就摸进了敌人的三丫支镇据点，新官上任才半天的伪“清乡”办事处主任孙祖贤被当场镇压。
这支政保队还经常通过敌工部门寻找伪军内部的内线配合行动。在曹家镇据点里，有一个日伪的忠实走狗，伪“四乡联合办事处”主任徐宝明。政保队就利用内线关系，里应外合将他击毙在有重兵把守的据点之中。
伪军在行军
由于我政保队神出鬼没，多次深入敌人的老巢锄奸，这极大地打击了清乡人员的气焰，不要说是汪伪政权的人，就是正牌的鬼子也感觉自己的身边“危机四伏”。
担负在清乡地区建立伪政权任务的伪政工团人员，纷纷以各种借口请长假，即便是全副武装的敌特工人员和检问员也是龟缩在据点里根本不敢外出。
最后，甚至连苏北地区清乡的最高负责人，伪“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的张北生也受到了这股恐慌气氛的影响。
他虽然住在戒备森严的南通城里，家里还有大批卫兵和保镖，但出门送客也只敢走三步。
但靠着这种零敲碎打，毕竟不能彻底打破敌人的封锁，粉碎整个清乡行动。
为此，苏中4分区司令员陶勇和地委书记姬鹏飞同志非常着急，他们多次讨论战况，想着该怎样才能给敌人致命一击。
汉奸难逃日本人卸磨杀驴
1943年6月，战机终于出现了！当时由于敌人的清乡重点转移到了海门和启东地区，4分区的敌人兵力较为空虚。
于是陶勇和姬鹏飞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一次决定性的进攻，对敌人的篱笆墙封锁线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破击行动，彻底粉碎敌人对4分区的清乡，同时也策应海门和启东的反清乡斗争，两人最终一致赞同“用火攻”！
新四军苏中4分区部队在做战斗前的动员
1943年7月1日深夜，4分区的部队、民兵和群众全体动员，沿着敌人300里的篱笆封锁线，开始了规模空前的破击战！
陶勇和姬鹏飞亲自来到一线指挥战斗。数以万计的群众把敌人的封锁线变成了一个空前热闹的大工地。
人们锯倒电线杆，割断电线，挖毁公路，当然当晚的重头戏是烧篱笆墙。群众在部队的掩护下把事先准备好的桐油、煤油等易燃物浇到竹篱笆上，然后各处几乎同时举火。
在黑暗中，最初只是星星点点的火光在闪烁，随着火势逐渐加大，各处的火点很快就连成一片，将300里长的篱笆变成了一条巨大无比的火龙。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敌人在炮楼和据点里不敢外出，因为电话线被切断了，他们也无法向上级告急，只是胡乱地向着四周开枪射击。
南通城里的敌人也没敢出动，眼巴巴地看着苦心经营3个月的封锁线被彻底摧毁。当晚我军还摧毁数十个大小检问所，镇压了数以百计的敌伪清乡人员，使得敌人的整个清乡行动在一夜之间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敌人强迫群众立篱笆墙
作为苏北清乡的最高负责人，张北生第二天不得不给李士群打电话报丧。
当他报告说300里的篱笆一夜之间被新四军烧了个精光时，清乡行动已经陷入瘫痪时，李士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竟然在电话里就哭了起来。
这搞的张北生也异常尴尬，只得在电话中宽慰李士群说可以重建封锁线。张北生不知道的是，此时对李士群来说，清乡已经成为了他的保命符。
因为李士群平日里颐指气使，嚣张跋扈，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横行霸道，谁都不放在他眼里，因此在汪伪集团内部四面树敌，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连汪精卫和周佛海都看他不顺眼了。
但由于李士群抱着日本人的大腿，汪伪政权内部敌视李士群的人一时没有下手的机会。
日军在战斗中据守院落
随着李士群的权势日益膨胀，他个人的野心和骄横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晴气龙胤和他提出的清乡战略，得到了侵华日军最高司令部的首肯和赞赏，这使得李士群开始连一般的日本军官都开始等闲视之了。
作为李士群的主子和保护伞，连晴气龙胤也曾经被李士群出门时前呼后拥的架势给吓到了，为此他还警告过李士群，说他出行的派头比日军的师团长还要大，要他低调。
李士群虽然口头答应，但是继续我行我素，把晴气的告诫当作耳旁风。
1941年7月31日，日军驻汪伪政府的最高代表，上海的梅机关特务长影佐祯昭在接见周佛海时，就曾经对他说：“千万不可使某一人的权力太大。”
他明确点出李士群此人狂傲自大，目中无人，野心勃勃，如不及早提防，日后必为大患。”影佐作为李士群上司晴气的上司，他这么讲李士群，声明日方已经对其相当不满，并且开始猜忌他了。
侵华日军派遣到汪伪政府的太上皇影佐祯昭
但由于李士群在执行清乡战略方面相当得力，这又使得日军内部某些人认为李士群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在反共方面还是很有用的。
如晴气庆胤就曾经向当时的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柴山兼四郎中将，说了李士群的不少好话。柴山虽然接到了不少汪伪方面，甚至是日方人员对李士群不满的报告，但还是暂时将处理李士群的事情压下来了。
但随着晴气被调回日本，李士群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和保护伞，清乡就成了他唯一在日本人面前能保住自己的东西了。而这次清乡的惨败，等于是敲响了李士群的丧钟。对日本人来说，李士群再也没什么用了。
李士群赖以起家的76号特务机关
果然在1943年9月9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冈村少佐以调解李士群和汪伪税警团团长熊剑东的矛盾为由，邀请他到上海百老汇大厦冈村家里赴宴。
李士群不敢推辞，只得硬着头皮赴宴，他虽然处处小心，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中了日本人在饮食中下的毒。
2天之后，李士群毒发，虽然先后被送往日军医院和上海的大医院，但终因医生对他中的毒束手无策，他在9月11日一命呜呼，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
参考资料
《汪伪76号特工总部》，团结出版社
《汪伪特工李士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中人民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档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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