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和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代表都聚集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本来学生们计划的是在5月7日这天举行全市大游行，因为这天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属于国耻日。结果学生们从北大校长蔡元培那儿，听说了巴黎和会上列强们私自将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全部转让给了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不败而败。可气的是北洋政府竟然在这样的对德合约上签了字，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学生们更是群情激愤，已经等不到5月7日的游行了，他们决定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必须游行。
学生们的愤怒一是对西方列强的野蛮行径感到气愤，二是对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无能感到痛恨。5月3日集会时有一名16岁的新生他拿着一把刀对众人说：“如果今天不通过一个决议，向政府施压，我就自杀在这儿”，以表示反抗的决心。还有一名学生当场脱下了自己的衬衣，咬破了自己的中指，在衬衣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并且将其高高举起，此时所有人都喊：“还我青岛，还我山东，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制止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当即决定第二天组织全市大游行。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总共有3000多人首先都聚集到了天安门。此时北大学生罗家伦发现同学们手上只有小旗没有传单，就赶回北大红楼的新潮杂志社用了十五分钟起草了一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印制了两万多份送到了游行队伍当中。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原载《每周评论》第二十一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注：本文是由北京大学的学生（罗家伦）拟定的宣言，由北京大学学生印刷，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时散发，故又称“当日大会传单”。）
正如《宣言》中所说，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下一站就是要去东交民巷。这条全长1552米的巷子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制设立为各国使馆所在地，学生们计划去那里要求各国使馆对于山东的问题给个说法。然而当他们的游行队伍行进到东交民巷的西口时被一个铁栏杆给拦住了。
当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使馆工作人员都说他们的公使不在使馆里，他们不能接受学生们的意见书。游行队伍此时要求通过东交民巷示威，以向外国人表达中国人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的坚定决心。结果北洋政府的警察上前阻拦不让游行队伍通过，借口说游行队伍要穿过东交民巷需要得到总统府的批准，他们现在打电话请示总统府。游行队伍的学生们就在烈日炎炎下就地等候。
暴晒了两个小时，学生们没有等到任何消息。这时有一位同学喊了：“我们到外交部去抗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于是游行队伍又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外交部街，又从外交部街来到了赵家楼胡同，找时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曹汝霖算账。
曹汝霖曾留学日本，与日本财政界、政界关系密切，属于实打实的亲日派，最主要的是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二十一条”，曹汝霖是主要的谈判人之一。所以在爱国学生眼里曹汝霖就是卖国贼。
游行队伍到了赵家楼后发现这里军警密布，曹汝霖家也是大门紧闭。这时爱国学生就喊口号：“卖国贼，曹汝霖，赶快出来。”其中有一个叫匡互生的学生，他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班的学生，湖南人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功。他看到曹汝霖家围墙上有一个玻璃窗户，于是就一跃而起一拳打碎了窗户上的玻璃，然后从窗户翻进了曹汝霖的家里。
这时军警全都围了上来准备抓他，匡互生就说：“弟兄们，我们是为了爱国来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这件事和你们没有关系，希望你们站在民族大义的一边协助我们。”军警听到匡互生的这番话就站到一边不动了。匡互生于是就打开了大门，大门一打开游行队伍就涌进了曹汝霖的公馆。
这之前呢，曹汝霖去了大总统府，有人已经向他报了信说学生已经把他家围了，劝他就不要回去了。曹汝霖还满不在乎地说学生赤手空拳，我怕他们干什么，于是他邀请了章宗祥一块儿去他家。到了家没多久学生们就进来了，此时二人害怕了，佣人就赶快把他们藏了起来，曹汝霖躲进了箱子间，章宗祥则躲进了地下室。
学生们要找曹汝霖就一起进入了公馆里，没想到进去之后群情更加激愤，原来曹汝霖家里十分奢华，而且很多物品都是日本货，更令人气愤的是曹汝霖家里还供奉着日本天皇的照片。这一看学生们就更加气愤，这曹汝霖还供奉日本天皇，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一气之下就点了火，烧了曹汝霖的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火势一起，游行队伍的学生们并没有走，他们还是要找到卖国贼曹汝霖。曹汝霖躲着不敢出来，但是在地下室的章宗祥察觉到火势藏不住了，便跑了出来。学生们看到身穿西装革履的章宗祥，误以为是曹汝霖，就一拥而上将其一顿暴打。这时候大批军警赶到，一部分学生就退缩了，军警在现场抓捕了来不及散去的爱国学生三十二人。
赵家楼发生的事情随后传遍了整个北京城，1919年5月5日全市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北洋政府觉得事情闹大了，而且5月7日是国耻日，事情如此发展下去，到了那天极有可能爆发涉及面更广的罢工、罢课和大游行。面对如此压力，北洋政府在5月6日匆匆忙忙释放了被关押的三十二名学生。随后学生运动蔓延全国引发了全国各界抵制日货的大罢工，特别是上海的工人罢工。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于6月4日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三个亲日卖国贼的职务。
赵家楼的这把火一是烧醒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国家最后的幻想，特别是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大小国家应该平等地互相保持独立和领土完整，帝国主义的谎言大家再也不相信了；二是点燃了中国人民完全维护民族、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希望，也坚定了大家的信心。从此五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中华大地，促使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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