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的实质，井田制是否真的存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推动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春秋晚期，井田制逐渐瓦解了。促成这一变革的物质因素，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

中国用铁始于商代。大概到西周末年，铁器多起来。大约在春秋初期，已有铁农具。《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向齐桓公建议：“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欘，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管子·海王篇》记载：“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一针一刀，……耕者必一耒一耜一铫。”

牛耕也起源于商代。甲骨文有“犁”字。用牛拉犁启土，在商代就发明了。《国语·晋语》上提到，范氏、中行氏将宗庙的牺牲用来耕田。孔丘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伯牛名耕。晋国有个大力士叫牛耕。牛与耕相连，用作人的名字，反映出牛耕方法在春秋时期得到普遍推广。

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为人们开辟广阔的山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带来了方便。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了。农业的发展，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有了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井田制的“千耦其耕”、“十千维耦”的集体劳动形式过时了，而分散的、一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经济形式兴起了。

早在西周中期，就有个别贵族为了额外榨取庶民的剩余劳动，强迫庶民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这样开垦出来的田地，不可能是方方正正的，也不可能有一定的亩积，是瞒着公室，不纳税的私有物，叫私田。周恭王时的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马换倗生三十亩田，就是明证，因为公田是不允许用来交换的。到西周末期，私田的存在已相当显著。

争夺田邑、交换土地的记载也多起来了。周厉王时的散氏盘铭文记述：矢人侵犯散国城邑，被打败了，便用两块田地向散国赔偿。周厉王时还有两铜器，一个是鬲攸从鼎，另一个是鬲从盨。前者叙述鬲攸从分田地给攸卫牧，而攸卫牧没给报酬，遂成讼事；后者叙述章氏用八邑去向鬲换田，又有良氏用五邑换，结果都顺利成交。贵族们土地私有的欲望不断增长，到周幽王时，连公田都企图据为己有。周王像原先那样从贵族手里收公田，就引起贵族们强烈的不满。

《诗经·大雅·瞻卯》记录了当时贵族们牢骚：“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到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私田急剧增加。诸侯、大夫们富起来。周王便不能任意侵夺他们的田地了。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取郑国田地，就得王畿内苏仇忿生之田作为交换条件。贵族之间为田地争斗、诉讼，也层出不穷了。公元前580年，晋大夫却至与周争鄇田，公元574年晋却锜夺夷阳五田，却犨与长鱼矫争田；公元前533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公元前528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等等。这些事件，都表明土地制度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开辟和耕种大量私田，需要大批劳动力。而用奴隶制的办法已不能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公羊传》何休注说：当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于是，一些顺应新形势的贵族为了招徕劳动人手，改变剥削方式，如齐国田氏向民众征赋税使小斗，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晋国韩氏、魏氏、赵氏采取扩大地亩，而不增税额的办法，收买民心。

这样，奴隶们纷纷从公室逃往私门，“归之如流水。”封建依附关系产生了。春秋时代见於记载的“族属”、“隐民”、“宾萌”“私属徒”，都指的是这些逃来的奴隶。虽然他们身份还不是自由的，但却不同于庶民。他们可以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独立经营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家庭副业。他们已经是封建农民的前驱了。奴隶的逃亡，使一些国家的公田“唯莠骄之”。“唯美桀桀” 变成了荒原。井田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商周时代施行的井田制，土地名义上为国家公有，实则归国王所有。（按：由于阶级社会本身便是私有制，因此井田制的实质是土地私有制，许多教科书为了将其同封建时代的土地政策相区别，误认为井田制是土地国有，这是不可取的）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废除了井田制，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大部分为地主所有，农民占有的土地较少。制瓦解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这种生产方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春秋时期,铁器和牛耕的使用,耕作技术的提高,出现了私田.春秋后期,鲁国初税亩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随之而来的是新剥削方式…

最早出现井田制的说法来源于《周礼》，每八家各有一百亩是为私田，其中一百亩是为公田，有《诗经》为证。后有人称井田之井为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关于最早《周礼》钟井田制早已经成为中外学者争论的渊薮，更有人说井田制整个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们今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测，《周礼》确在很多地方表现当时行政的精髓，其实际作者是谁无关宏旨。倒是“”王晚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种观念，却只用书中一-两句话，就已解释得明白。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

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遗下的资料，也看过宋朝财政的数字，以及明朝的统计，回来对井田制度的结论，则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干，非不可能，如果确有此种机会，中国的官僚就会按文字行事。可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将假设的几何画案迁就于实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协而成长方形，甚至百亩变成七十亩五十亩，八家以七家六家顶着算数，都无不可。总之，有如王德和九服，其用几何围案作理想的标准，不出“间架性的设计”(sareidiein), 这是立法的基点，不是实际考成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