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洋务运动的兴起，是近代中国由国人自办的最早一批军用和民用近代企业，揭开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这些企业涉及到军事、工矿、交通运输等方面。它们在中国当时初步发生和发展的近代生产方式中，占有主要地位。从产生时间上看，它们虽迟于外国在华资本所办的近代企业，但比商办企业要早，从生产规模和资本总额来看，不仅远远超过当时的商办企业，而且优于外国资本的在华企业。
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有不少的缺陷，但它们毕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举办鼓励和刺激一批中国人投身近代企业，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过程，实行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并给这些企业以税厘上的减免、资本招收等方面的支持，这都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
洋务运动所兴办的工业、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在当时都是不同于传统的新生事物，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破祖宗成法、开风气的作用，它们同时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学说，促进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和习俗变迁。首先，它改变了中国人重农抑商的观念，重商主义受到许多人的青睐，商人和商业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其次，对外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中国人改变了传统的“夷夏”观念，正确认识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西方文化的价值，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再次，近代西方物质文化的大量传入，对中国人的习俗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开风气之先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不仅出现了一些新兴事业，而且西方的物质文化也运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相关的观念和习俗于是发生了变化。
洋务运动加强近代中国的国防，抵制了外国的经济侵略。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在酝酿时固然有镇压人民起义的目的，但同时也有明确的“御外”意识。
洋务派兴办近代军工企业，创建第一支近代海陆军，使中国的国防水平发生了一次大飞跃，并在反对外来侵略上起了一定作用。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举办民用工业，同时还有“稍分洋商之利”的民族意识，轮船招商局等民用工业在抵制外来经济侵略，收回国家利益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对晚清政治变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洋务运动是在新兴政治派别洋务派的领导下进行的，它不同于顽固派的保守和排外，刷新政治风气。洋务派在举办各种洋务事业的同时，还设立了一系列的新式机构，对新生事业采取新的管理政策，促进了晚清制度的近代化变迁。如：总理衙门在举办洋务时职能不断扩大，改变了以往中央六部分工的模式，为中国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演变打下了基础；洋务派还在总理衙门的主持下积极从事外交活动，并向外派驻公使、领事，促进了中国外交制度的近代化；洋务派在科学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举办同文馆等近代学校，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并对传统选官制度产生了一定冲击等。
洋务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生产力与资产阶级，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物资基础和阶级力量，为这些历史运动开辟和铺垫了道路。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于是清王朝同西方列强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清朝统治者由排洋、恐洋转变为媚洋;外国侵略者也认识到清政府可以作为他们奴役剥削中国老百姓的驯服工具，因而将对华政策由打转向了拉拢。清朝官员从西方引进军事工业，用以镇压国内民众起义，这就是最初的洋务运动。公元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而主持洋务活动最久的人物，则数李鸿章。
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但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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