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从境外史料中发现未见于中国史籍的有关中国之重要历史

15世纪的葡萄牙人当年已注意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且对其前因后果以及当时中华帝国的政治、社会状况有相当的了解。葡萄牙王家御用编年史官若昂.德.巴罗斯(JoodeBarros)的<亚洲旬年史之三>出版于1563年,记载了葡萄牙人从1498年达伽马抵达古里时已经开始收集中国人航海的资料。

巴罗斯记叙了元明期间中国对缅甸的战争，还记载了明初的禁海令，具体有：

“为保持其征服者之英名,华人在内陆东征西战。他们曾出师勃固王国。那里至今尤存的华人的手迹向我们叙述了他们的征战业绩,尚存硕大无比的金属钟及火铳。似乎他们使用火铳的历史较我们更为悠久。在勃固北部的阿瓦王国的遍达(Piand)与米兰都(Mirand)之间,尚存华人在那里兴建的一城市的遗址。不仅上述王国,正如前述,暹罗中包括的大大小小诸国,如位于勃固北部的梅里台(Meli2tay)、堡高(Bacam)、茶兰瓦拉固(ChalamVaragu)及其他与其相临的内陆王国,或多或少地保存华人的宗教、华人的自然科技知识；他们将年分为12个阴历月份,在黄道图中使用12宫及天体运动的其他知识。

因为华人在其征讨之地,传播了他们的文化。这些被征服的王国,作为对中国的承认,从那时起直至现在,每隔3年,遣使中国,进呈礼物。贡使人数总在4人以上,因为抵达中国大皇帝，王爷所在地的路程遥远,候见及赏赐的时间又长,一两个恐有不测“即便免于病卒,出席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后,也有人入土。暴死者得隆重安葬,竖有灵位,上面书写死者姓名、何国贡使。此种种做法,不无为其王国树碑立传之意。但当他们从陆地或水路前来印度时(前有所述),其行动必比希腊人、罗马人、迦太基人尤为小心谨慎。华人因征战他国,远离故土,竟然一度失去了自己的祖国,但无意重蹈覆辙。相反,看到他们在印度劳民伤财,与四邻兵戎相见且时有败北时,他们发觉自己的土地上有金有银,其他金属不一而足,自然财富如此丰富、百工技艺如此高超。

人人从中国得益,但她从未从他人处获益,为何他们要流血征服他人之地?在当时一位贤明君主的命令下,华人重返家园,实行务实的防务,但诏令不得出海,违者以死论之。此禁海令沿用至今，仍有两条未废：其一外人不得经陆路或海路入华。替国王担任重要使命入华者均系贡使。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专人监视,一言一行稽查在案。那些欲由陆路入华的商人,甚至联合推举一人为首领,藉贡使之名,行贸易之实。

其二为华人不得出海，大陆邻近数个海岛的居民深受其害，无论前往何处，当年必须返回。航前,需向当地官员申请出海许可且要取保按时返回。船的吨位不可超过150吨。若申请大吨位船出海,绝无获准的可能,言之叛国。但无法禁止外人经海路潜至山洲海岛或偷入华夏大地,当地居民与其交易不绝。如今我们的商人便以此法买卖。”（500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杨继波、吴志良、邓开颂总主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汤开建主编，第5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

历史上,元明都曾师征勃固,因此巴罗斯的信息是正确的；葡萄牙人曾为勃固王和暹罗王充当雇佣军,接触过“硕大无比的金属钟及火铳”这一消息可能来自于他们。铸铳技术以更早的铸钟技术为基础,两物并提符合逻辑,因而巴罗斯毫不犹豫地得出了“似乎他们使用火铳的历史较我们更为悠久”的结论。中国火器发展史证明了此点。（关于,请参见金国平、吴志良:《郑和船队冷热兵器小考》,载《过十字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4年版,第378)393页）

巴罗斯报道了在勃固、阿瓦、暹罗、大大小小诸国及其他“相临的内陆王国”“或多或少地保存华人的宗教、华人的自然科技知识”,具体的例子是阴历年和黄道12宫的天文知识。巴罗斯结论说；因为华人在其征讨之地,传播了他们的文化。

巴罗斯对朝贡贸易制度的描写,也可能是西方文献中最早的涉及。“被征服的王国”大多是在元蒙时代，郑和七下西洋显然为了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对此,汉语文献记载繁多,学界并无异议，但5个世纪前,巴罗斯便有了此种认识，不谓不深刻。除了关系极好的国邦,如暹罗1年一贡外,一般的国家确实是3年一贡。关于/贡使人数总在4人以上的原因,巴罗斯的解释别开生面，虽不见之汉籍,但却也符合逻辑。德州的苏禄王墓及南京渤泥王墓足以证明“暴死者得隆重安葬”一语不虚。巴罗斯这段文字最有价值处,是他对下西洋中止原因的分析。这是多年来中西学者十分关心并努力探索的问题,至今仍未尘埃落定。想不到的是，早在近450年前巴罗斯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不尽完全与正确,至少可帮助我们了解16世纪西方人对郑和下西洋骤止原因的认识。这个看法与中国传统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说不谋而合。看来，葡萄牙人是深入了解了情况，足以证明这是当时国人流行的看法。

在很长时间内,西方地理学及地图学将东非埃塞俄比亚以东的地区泛称为印度。葡人东来建立的“印度国范围更广,从好望角一直延伸至远东的日本,中国包括在其中。巴罗斯笔下的“他们在印度劳民伤财,与四邻兵戎相见且时有败北时”,是指蒙古人对亚洲广大地区的征战。“时有败北”显然是指征日、征爪哇失利。明朝在拥有绝对海权后,也未因此而对东南亚、印度洋及东非实行后来西方式的强权。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固有思维观念：天子是当然的全天下的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然无必要征服理论上在中国版图之内的任何地方。中国只要求“万邦来朝”。除了其贸易性质外,朝贡贸易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政治、外交及军事制度。中国与外邦互通有无，提升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忠诚度，以此来避免军事冲突。这比殖民占领聪明得多,有效得多,也经济得多。

无论如何,看看这些信息和分析，葡萄牙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令人惊讶！相比之下，我们到1565年才弄清楚“佛郎机”的正式国名叫“蒲利都家”尽管巴罗斯始终未搞清进行大规模洲际扩张的元蒙与取而代之的朱明之间的区别,以为是同一个朝代。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任何大规模的海外活动,除了征服之外,无其他解释。“人人从中国得益,但她从未从他人处获益”,这是对“薄来厚往”的朝贡贸易经济性质的一种分析,但他还不理解其更深远的政治及国防意义。巴罗斯将罢下西洋的明仁宗朱高炽称为“贤明君主”,认为华人重返家园是“实行务实的防务”这一对海禁的论述在汉籍不难找到印证。至于“不得出海”的诏令,《明史》曰；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他所言“外人不得经陆路或海路入华，替国王担任重要使命入华者均系贡使，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专人监视,一言一行稽查在案”，正是严密的朝贡贸易制度的真实写照。

“不可超过150吨的船”是单桅船，“大吨位船”指/双桅船。“即使有警而禁,惟禁乎双桅重匠之舡，勿禁乎单桅平底之舡。以双桅重，乃过洋过番之舡；单桅平底，乃采捕通贩之舡，一区别之间，则海粜既通，海禁未尝不严。”由于“绝无获准的可能,言之叛国”,于是,“迩来漳泉等处奸民,倚结势族,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军器,收买奇货,诱博诸夷,日引月滋,倭舟联集,而彭亨、佛郎机诸国相继煽其凶威,入港则佯言贸易,登岸则杀掳男妇,驱逐则公行拒敌,出洋则劫掠商财,而我内地奸豪,偃然自以为得计。”这与巴罗斯所描写的；但无法禁止外人经海路潜至山洲海岛或偷入华夏大地，当地居民与其交易不绝：如今我们的商人便以此法买卖”如出一辙!故《明史》总结说；“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

的确,宋元积极鼓励海外贸易,而明初却采取了海禁政策,严重窒息了对外贸易。永乐派遣郑和下西洋有明显的贸易性质,而且是垄断形的官方海外贸易。后来粤、闽、浙民间走私海外贸易的兴起,正是补充了官方海外活动结束后留下的真空。葡萄牙人在此背景下,迅速抓住了商业契机,据居澳门后,更开辟了果阿–马六甲–中国–日本航线,将欧亚贸易发展至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由此看来,在葡萄牙人和中国民间走私贸易推动下出现的双屿、漳州月港、浯屿、南澳、上川、浪白以及澳门开埠是因应商品经济而产生的,冲破了以往官府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孕育了带有反封建束缚的民间自由贸易,并已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经营方式。这改变了东南沿海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形态,将中国同正在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接驳在一起,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影响至深,直接导致了“隆庆初年,巡抚福建涂泽民题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至此,200年厉行的海禁寿终正寝,而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人是促成此种裂变的主要因素之一。

无独有偶,继巴罗斯之后,葡萄牙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卡蒙斯(LusdeCames,又译贾梅士)在其1572年初版的不朽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又译《葡国魂》中也涉及了中国的航海。

马丁斯用精通的阿拉伯语,

半通不通与他们进行交谈;

获悉有与我们一样的大船,

在此处海域上下往来航行;

他们从日出之地远远而来,

沿海岸驶向南方然后返回;

他们所居之地有一种人民,

有同我们一样的白皙肤色”

（路易斯.德.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27页）

这是1498年达伽马的船队在莫桑比克得到的消息“他们从日出之地远远而来”,显然是指中国。“沿海岸驶向南方然后返回”,说明中国船队曾沿东非海岸南行至莫桑比克,然后返回。事隔几代之后,郑和航海的事迹仍在当地人中流传并传播给东来的葡萄牙人。看来,下西洋确实对南洋、印度洋以及后来的西方航海者产生过巨大影响。葡萄牙人的航海大舶在当时的西方是最先进的,当他们得知“有与我们一样的大船”,其内心的震撼可想而知。

1590年在澳门以拉丁文出版的《日本遣欧使团(DEMISIONELEGATORVMIAP2NEN)》内,亦有对中国航海和军事艺术的叙述；“除了这些机械和非自由职业的技艺外,还可补充两项,即航海和军事艺术。古代的中国居民对此最得心应手,因为华人曾航行至印度,征服了她的一些部份;之后,在减少其国家的军队之前,将他们分散到许多省,改变了看法并决定退避在国境之内。”

孟三德(DuarteSande)和范礼安(AlesandroValignano)在列举了中国的“铸炮术”、“火药”和“印刷术”后,专门强调了“航海术”和“军事艺术”看来,两位耶稣会会士十分推崇中国的航海及军事技术而特别加以介绍,足见郑和下西洋地位之崇高!影响之广远。《日本遣欧使团》是已知的在澳门印刷出版的第二部拉丁文著作,因此澳门又添加了一个“之最”的称号；澳门是中国最早刊印涉及郑和航海外语著作的地方。贾梅士、孟三德和范礼安的著作虽未超出巴罗斯的水平,但考虑到他们曾在澳门逗留过,他们的信息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因为从实地核实了海外发现的“官史”。

转载自《500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 －－金国平 吴志良》

谈及此事，就不得不提中国历史上曾经辉煌而如今极度落寞的西夏王朝，这个王朝充满着悲情色彩，而如今想要揭开西夏王朝的神秘面纱，就不得不向俄罗斯求援。

天书-西夏文字

西夏是宋代中国西北地区极为重要的政权之一，其曾经长期与北宋、辽；南宋、金对峙，而且在存在期间，发明了独有对西夏文字，记载了其重要的历史过程。然而西夏是特别可悲的政权，其民族党项族也是极为可悲的民族，由于其长期对抗蒙古，尤其是蒙古伟大的领袖成吉思汗就死在征伐西夏的过程中，因此，西夏就成为了蒙古族的大仇，不仅整个皇室被屠戮殆尽，而且整个党项族也遭到了灭顶之灾，惨遭灭族，不仅如此，西夏的皇陵也被官方进行挖掘破坏，西夏文化被付诸一炬，蒙古人希望的是让西夏民族彻底消失。

蒙古与西夏

蒙古人的确也做到了，不仅如此，后人在修史书时，也没有为西夏修撰，导致西夏一度成为历史的谜案，这个曾经灿烂的政权民族文化付之一炬。

西夏疆域

随着近代考古发掘，在西北地区出土了不少西夏文物，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办法破解西夏文字，这对于历史研究极为不便，然而，就在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却藏有一套破解西夏文的利器。

西夏皇陵

西夏文其形体非常像汉字，但是西夏人对其进行了加工，导致其与汉字差别巨大，导致现在的专家学者根本无从研究。然而庆幸的是，在俄罗斯就藏有一本《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本西夏文字与汉字的对照字典，通过这本字典就可以轻松破解西夏文，从而揭开西夏的神秘面纱。遗憾的是，这本字典目前仍藏在俄罗斯，我国要想使用，还得向俄罗斯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