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解决上海问题的智慧(下)

文/李海文

决定向上海派中央工作组

10月12日上午，华国锋在玉泉山5号楼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工作组的人选。

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立场上，与党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过去被“四人帮”压下去的一派也准备搞串联；上海的群众也自发地起来了，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

倪志福对这次会议印象深刻。20世纪80年代，他详细回忆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叶剑英成竹在胸地说：我赞成国锋同志的意见，为了防止上海这些人狗急跳墙，搞武装叛乱，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

叶剑英停了停，略一思忖后说：我看振华同志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再说，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苏振华去上海，工作起来也有方便条件。

陈锡联、李先念随后表示同意叶剑英的意见。

华国锋接着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根据“四人帮”控制上海的实际情况，中央去接管上海的人选，最好是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取代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职务的人。“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吗？他是什么工人阶级“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去，我看志福同志也一起去上海。

李先念、叶剑英等表示同意。华国锋说：过去上海和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和江苏不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

李先念说：可以派彭冲同志去，他处事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将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

中央其他领导也都同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一起去接管上海。

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组建中央工作组，并急电命令彭冲进京。

一切安排妥当，华国锋才决定召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

1985年，华国锋回忆：“上海的工人就是好，不听他们的。等我们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去，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局面。这时中央已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同志到上海。上海有东海舰队，苏振华是海军政委，调动海军方便。倪志福是上海人，对上海熟悉。天安门事件最早在南京发生的。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顶‘四人帮’坚决。上海有困难可以就近得到江苏的支持。严佑民我早在1975年就认识，我到公安部提出要解放几个副部长，他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由政治局决定，由大家提的名。谁提的谁，我已记不清了。”华国锋十分谦逊，不愿意过多谈自己，因而说“谁提的谁，我已记不清了”。

中央政治局再做工作，徐景贤、王秀珍交代问题

1976年10月12日晚10时，华国锋、叶剑英和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苏振华、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接见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一直谈到13日凌晨1时30分。李先念因劳累没有参加。

华国锋要马天水先谈谈。马天水汇报了几天来的思想认识过程，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华国锋拿出张春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影印件，给了周纯麟、马天水等人每人一份，对徐景贤说：你给大家念一遍。

徐景贤看了确实是张春桥的手迹，哑口无言。张春桥在《有感》中把政治局多数同志叫“他们”，把“四人帮”叫我们，阵线划得清楚，公开要分裂党。

陈永贵、吴德、吴桂贤介绍“四人帮”反对周恩来的具体情况。马天水等人都说，真没想到他们这样对待总理，在我们面前他们装得很尊重总理。

华国锋介绍江青控制主席处的文件，把江青改过的两个讲话文件给他们看。他还详细介绍了毛泽东逝世前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大闹政治局的事。华国锋说：摇鹅毛扇的是张春桥，这份《有感》是他的总思想，“又是一个一号文件”，他恨主席恨得很。

叶剑英说：上海是受蒙蔽、受封锁的。主席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你们这次来了，情况就明了。张春桥的《有感》里，把阵线划得很清楚，“他们”“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做法。

华国锋说：主席不但想打烂“四人帮”，而且还怕把新同志拉进去，所以在陈永贵同志报告上批了“钓鱼台没有鱼”。

华国锋介绍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然后说：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对别人的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有错误改了就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按毛主席的路线，以实践来检验，只要转变立场，我们是欢迎的。揭发批判，我们欢迎。有些材料要保存好。你们一时思想转变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廖祖康、肖木（王洪文秘书），要来京办学习班，他们是青年，要帮助改正错误，我们相信你们能搞得更好。“四人帮”解决了，全国的形势就会更好，你们过去对外省点名批评，但这次江苏对上海没有提意见。经济上我们一定安排好，煤、铁的供应决不能减少。对于“好八连”以及其他基层同志的努力，都要肯定，不要因为某某某送过什么东西，就否定他们，要区别开来，群众是好的。

中央领导同志问马天水等人：你们过去听说过“四人帮”吗？

马天水等人回答，从来没有听说过。

用毛主席批示揭露“四人帮”

周纯麟、马天水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果断措施。

徐、王向中央领导汇报了这次来北京前，在上海和军队的几位同志会合在一起，还调动了民兵，准备决一死战。现在了解了这几个人原来是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感到极大的义愤，并表示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华国锋笑着说：你们回去别人会骂你们是叛徒！你们把立场转变过来，就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

随着马、徐、王态度的转变，会议气氛渐渐变得和缓。散会时，周纯麟、马天水等三人同政治局同志一一握手告别。到了京西宾馆，王秀珍后悔没有交代调动民兵数字的问题。第二天一早她找到了会议上负责记录的同志，告诉了上海调动民兵的数字，请补到记录里去。

中央责成他们回上海，向干部群众传达中央的精神并表明自己的态度。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在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听了我的谈话以后，他说：说服力不够。我们拿出《二月三日有感》，他受震动了。张春桥的《有感》到底矛头指向谁？指向毛主席嘛！16号文件中把毛主席批他们的话用了好几段就有力量。江青不总是代表毛主席身份出现吗？我们就用毛主席的话揭露她。毛主席说，她不代表毛主席。我们就用毛主席批示揭露“四人帮”。作用是大的，所以我们取得了胜利。

1976年10月13日上午，在王一平、徐良图安排下，曹大澄用军用电话报告了上海要在13日发动叛乱的消息。华国锋、叶剑英接到报告后，当即（13日上午9点）派专机把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送回上海，使王洪文余党策划的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在飞机上，周纯麟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一、回上海后，立即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隔离了的事情是确切的；二、市委马上按中央指示办，逐层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听中央指挥。这四条，要由他们三人亲自给各有关单位打招呼。

上午10时多，马、徐、王垂头丧气地下了飞机。只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来迎接，警备区没有派车接周纯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通知警备区。

他们提出要到丁香花园（当时市委会议场所之一）去开会。周纯麟感到，此时最要紧的事是要尽快掌握部队情况，坚持要先回家。一到家，周纯麟立即把政委请来，询问部队情况。政委说，南京军区已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警备区部队已按南京军区的指示，作了调整和部署。周纯麟紧张的心情才有所缓和。

到丁香花园后，马、徐、王向其他人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徐景贤拿出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几张亲笔批示影印件给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看。张敬标把毛泽东的批示“你办事，我放心”往沙发前茶几上一摔，用手拍打着说：“我以为你们带回来什么重磅炮弹响！原来是这几张东西，上面又没头没尾的，谁拿到了都可以用嘛！”

徐景贤说：“这是毛主席的手迹。”

张敬标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凭这么几张东西就可以宣布人家反党了？！”说到头天晚上造反派大闹的事情，他边哭边说：“我们老头子反正年纪大了，死了没有什么……你们说服得了他们？革命革到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弄成这样的下场，培养一批青年干部不容易，他们革命热情非常高。”

冯国柱也边哭边说：“自从你们走后，各路情况摸下来都是传四个人被抓起来了，警备区的几个人从南京军区开会回来也不敢来找市委了；总工会、写作组的人都要起来干，逼着市委表态，而你们在北京不断来电话要家里稳住，一切等你们回来再说。弄得几个在家的人两头受夹，度日如年啊！”

13日下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锦江饭店14楼召开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指王洪文的余党）会议。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作补充，讲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然后表态。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还没等他们讲完，会场就大闹起来。

13日晚8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集市相关单位头头会议，继续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会场内议论纷纷。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10月14日清晨，上海不少公共车辆上已被写上“打倒四人帮”“打倒王、张、江、姚”的大字标语，行驶在各条交通线上。

14日，在延安中路200号召开区、县、团、局和大专院校的负责人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当宣布“四人帮”已被隔离时，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情绪高昂，只有少数的人闷坐着，不吭声，还想搞一些“合法”斗争。

下午，“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陆续传达到群众。群众立即沸腾起来了。机关、学校、工厂贴出各种声讨大字报并迅速蔓延到街头。一支支自发的游行队伍出现在大街上。上海人民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转化为各种声讨行动。愤怒的群众游行队伍一层一层地包围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大院(楼)。

上海交通大学师生员工走在最前面，首先到康平路刷大标语：“砸烂反革命黑窝！”“揪出反革命的帮凶！”“清除四害，斩草除根！”他们还迫使徐景贤走出机关大院，接受师生们递交的抗议书，并要他转告马天水、王秀珍，要好好检举、坦白、交代！

各级干部积极传达，不仅在上海传播，还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主动传到外地。15日上海“长自轮”领导听到打招呼会议的消息，16日传达给船员，当天下午起锚，开船去大连，17日晚在船上传达给48个旅客，旅客无不兴奋。当晚，100多名船员、旅客召开声讨大会，悬挂打倒“四人帮”的大幅标语。当时，辽宁省迟迟不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大连的群众还不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18日深夜2时许，“长自轮”到达大连港，因挂有粉碎“四人帮”的标语，港监不让进港。“长自轮”将此情况报告上海远洋局。很快，大连港监上了船，气势汹汹地说：没有信号不能进港。船上用无线电话再三联系。旅大市委命令：叫你们政委下来。船上同志召开支委会，认为问题大，没有让政委上岸交涉。旅大市委第二次又命令：一、不准进港。二、撕下大字报，自己与上海联系。三、给旅客做工作。四、接受地方党委领导，否则犯错误。船上领导研究后，决定给中央、交通部写报告，再增加三幅拥护中央决定的标语。

“长自轮”的报告很快到了华国锋那里。华国锋说：应该支持上海的工人。

8点20分，大连港接交通部的通知，准许“长自轮”进港。

因大连欺骗群众，双方僵持了6个多小时，船员大怒，一上岸，拿着糨糊桶到处贴大标语，刷到13辆汽车上。“打倒‘四人帮’”“打倒毛远新”的标语一直刷到旅大市委。4个便衣警察一直跟着船员，但是不敢行动。

华国锋高兴地说：“上海人民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时间早，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实在好啊！这个消息实在好啊！我听了实在高兴，这些工人实在好。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

确定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

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10月13日，彭冲应召入京。当晚，华国锋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华国锋说：“就以上海来说，‘四人帮’经营十年之久，我们原来准备那里可能出一点大的乱子。但是实际上，揪出‘四人帮’的消息一传开，‘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就陷入上海1000万军民揭批‘四人帮’的汪洋大海之中。革命群众意气风发，社会秩序稳定，工业生产逐日上升，大的乱子没有出，中的乱子没有出，小的乱子也没有出。”“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以后，就是抓好揭批‘四人帮’的阶级斗争，千万不要钻到具体事务里去。具体事务让上海市原来的有关职能机构去搞。如果有人乘机搞乱，破坏生产，破坏革命，你们查他们就是了。”华国锋嘱咐：“你们去了以后要注意，生产不要受影响，要控制住局面。”

事后，华国锋说：我们政治局的同志不多，到上海去了两位，又从南京调了彭冲同志，这表示政治局的决心。

华国锋对彭冲说：“你这次去，要有个长期打算。”

李先念提醒彭冲：“你到上海去，上海有些人会眼红的，同你是对头冤家嘛！这一点不要紧。但自己要注意一点，不要带江苏的人去。”

彭冲很重视李先念的这条意见，没有从江苏带干部去，在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以后，也不管干部工作，从不对干部的安排或提拔提出个人意见，一切集体解决。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这些讲话集中反映在1976年10月18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通知》在列举了“四人帮”的罪证后，首先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然后指出：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又有极少数人是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不要一棍子打死。中央热烈希望，跟随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尽快觉悟过来，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自己的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