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赋予“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崭新的内涵

前言

大家好！今天结合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报任安书》和孔子、孟子的一些论述，尤其是伟人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大家聊一聊：一个人怎样活着才算是司马迁所说的：“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毛主席所引用的司马迁那句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毛主席所引用的司马迁那句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一.司马迁的“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的五条标准以及孔子的“三达德”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散文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作为《史记》的编撰者司马迁不同于之前的史学家以编年体的方式记录历史，他首创以写人物为中心来编撰记载历史，他开创的这种记载历史的新体例被称为纪传体，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他在受宫刑之后给朋友任安写了封回信，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他在这封信中提出为人处世的五条品德标准。这五条品德标准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说：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

司马迁在这短短的话语中提出了五条人人都会时时刻刻面临的人生问题，那就是：一·“修身”、二·“爱施”、三·“取予”、四·“耻辱”、五·“立名”。

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五条就摆在你面前。你的一言一行都要表现出来。想回避这五条，都不可能，你躲不开！

司马迁把“修身”放在五条之首，其意说明，他把提高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他认为一个人不能浑浑噩噩地活在世上。”

“修身者智之府也”，（注：“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

孔子十分重视人的“智”，将其与“仁”、“勇”并列为“三达德”。

孔子十分重视人的“智”，将其与“仁”、“勇”并列为“三达德”。司马迁这五条其中三条就涉及孔子所说的“三达德”：“修身者智之府也”（智）、“爱施者仁之端也”（仁）、耻辱者勇之决也。（勇）；另外两条就是“取予”（一个人懂得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和“立名”（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

一个人怎样“赢得生前身后名”建立起来好名声，达到品行的终极目标呢？

翻开我国历史进程的画卷，仰望无数仁人志士，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司马迁所说的五条为人处世的品行标准。赢得了世代人们的敬仰：

有“汨罗河畔千古悲风，深思高举洁白清忠”的屈原

有“汨罗河畔千古悲风，深思高举洁白清忠”的屈原；有“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后的岳飞那愤懑挥泪长叹；有“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的爱国词人辛弃疾的无奈叹息；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舍身取义的悲壮；有孙中山的满怀壮志：“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干坤扭转来。”；更有那“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实现了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世界伟人毛泽东！

更有那“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实现了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世界伟人毛泽东！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注：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

司马迁列举了历史上有所作为的人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自古以来一生富贵者，往往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那些受尽人间苦难的“倜傥非常之人”，由于这些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这样就促使他们“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他们想到活下来便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他认为这些人才是：卓异而不平常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在世上著称，其名声方可垂世而行远。他要与这些人同列。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司马迁明知“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注：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然而，他还是选择了“宫刑”以求活了下来。他要实现父亲的嘱托完成《史记》。他认为：“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注：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司马迁以历代“倜傥非常之人”为榜样，激励自己而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终于完成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传世之作——《史记》，他不就是毫无逊色的“倜傥非常之人”吗？

他曾经考虑过死，但是他清醒地知道：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象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的啊！于是他道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巨著——《史记》，他可以无愧地说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二.我们应站在真样的高度发扬“智”、“仁”、“勇”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呢？

司马迁从小受学于大儒孔安国和董仲舒，他提出了““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的五条标准，他推崇孔子的“智”、“仁”、“勇”的“三达德”。那么当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站在怎样的高度去发扬“智”、“仁”、“勇”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呢？

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孔子把个人的修养同治国安邦紧密联系在一起。孔子的这段文字，叙说了孔子关于修养自身的方法、目标、意义。在构建和谐社会、强调提高人道德素质的今天，重温这样的文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智、仁、勇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孔子认为：个人要达到这个美德境界，首先要从好学、力行、知耻这些浅近的事情入手。从某种意义讲，一个人能做到“知耻”，并且“好学”、“力行”，就离高尚不远了。一个人有了羞耻之心，才能临财不贪，临难不屈；才能谦和退让，取舍有度。小到个人修养，大至民族气节，知耻都是良知的先导。

孟子也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章句上·第六节》。就是说：（人不可以没有耻辱感，不知羞耻的那种羞耻，才真的是不知羞耻！）

君不见那些汉奸；那些贪官污吏就是不知耻辱的败类！那些当今之世昏昏逐逐，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者，不就是不知羞耻之人吗？

知耻，应该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自尊的重要表现，唯有知耻，才有自尊，它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知耻而后勇，知耻而自尊，知耻而知不足，知耻而有所作为，甚至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因为落后而感到羞愧耻辱，做正、做好、做强自己，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跻身于天下强国之列。

最后我想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一条人所共知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引用了这句话.并赋予这句话崭新的内涵。毛主席说: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中的。”

毛主席在纪念国际友人《纪念白求恩》中指出：“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于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提出的。

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这篇著作中借用司马迁的话，深入浅出地讲清楚了什么才是共产主义战士的生死观。“应该指出：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我们现在所说的“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和作为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讲的的“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的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所理解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和封建士大夫司马迁所理解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思想境界也不完全一样：

伟大的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推陈出新，赋予古代名言以新的生命。毛主席说得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六亿人民尽舜尧”。他认为人民才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我们从这一高度来看：那些为了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乃至生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的革命先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胡兰、黄继光、毛岸英、不也是“倜傥非常之人”吗？那些在国防建设的科学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人物，在抗疫中的白衣天使不也都是“倜傥非常之人”吗？因为他们都是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做出了“卓异而不平常的事业。”而且这一事业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