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工作规定，必须用左手拿雷管，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刘兆民伸出左手大拇指和食指，做出捏着东西的样子，顿了一下，“因为如果爆炸了，要保住右手。”曾经有位同事拿着雷管去退模，还没走到工作台前，两根手指就被齐齐炸飞了，鲜血四溅。
刘兆民今年85岁，这些60年前工作中的点滴，他依然能清楚地描述出来。曾有很多年，他从不跟人谈自己的工作，就连父母也始终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严格保密，单位地址也曾在中国地图上消失，那里有个神秘的代号——“221”。
提到“221”，就绕不开“596”，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1959年6月20日，苏联撕毁了帮助我国发展核武器的协议，赫鲁晓夫宣称，没了苏联人的帮助，中国人永远研制不出原子弹。用“596”做代号，就是为了争这一口气，所以这颗原子弹也被叫做“争气弹”，221基地就是它的摇篮。
甩开苏联清单自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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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民祖籍沈阳，1960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进入第二机械部第九研究所工作。在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这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小灰楼很不起眼，却汇聚了当时中国顶尖科技人才。
刘兆民的专业是弹药装药及其加工，报到后被分去试验部21组。领导找新人谈话，告诉他们工作任务是“把核材料用在武器上”，说完又反复交代，不能跟任何人说自己是干什么的。大家心照不宣，第九研究所应该就是“原子弹所”。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里的展陈
21组由陈能宽牵头研制雷管，苏联专家撤走前，没有留下图纸和模型，只给了一张原材料清单，按照这张单子，刘兆民他们的研究始终没有突破，因为有几样材料的用途一直无法参透。
与此同时，在九所的另一间办公室里，邓稼先带领着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等科学家们，正在进行着紧张的“九次计算”，1960年粮食短缺，很多人都饿到浮肿，但在九所，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的响声从没停过。可因为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的技术指标不符合，计算卡住了。
1961年，周光召加入九所，在反复推演后，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和苏联数据的不可能。刘兆民记得，就是在1961年上半年，他们彻底甩开了苏联的清单，根据技术要求自主设计。王淦昌还曾把他叫到办公室讲课，讲起爆能量和雷管点火曲线的相关问题。“我们选择了间歇式电火花雷管，这是种高压雷管，两边是电极。查了很多资料后，确定好了雷管壳的薄厚和要用的材料。”
1963年初，刘兆民作为结构组组长，在西安向朱光亚和王淦昌汇报工作。汇报结束后，刘兆民有些激动地说：“王所长，我们的技术达到要求了，可以定性了！”没想到王淦昌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能定性，只有实验成功了，才能说雷管定性了。”
条件简陋超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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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实验，此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1963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诞生，邓稼先在这份文件上郑重签下了名字。随后，张爱萍在北京北太平庄召开会议，引用“春风不度玉门关”，为九所的科研人员壮行。刘兆民和同事们从北京登上火车时，仅被告知“去前方”，可前方到底是哪里，大家却一无所知。
他们目的地就是221基地，对外称国营综合机械厂。厂区在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上，四面环山，中间狭长，山上积雪常年不化。地处高原，此处气候变化万千，即使是阳光灿烂的中午，也会突然风雨交加，甚至飘下雪花。
原子城纪念馆里还原的当年的车间
气候恶劣，帐篷还供应不上，大家只能睡“干打垒”，这是一种半地下建筑，在地下挖一个一米多深的坑，坑的四周堆起土坯，每个垒放三张床，住三个人。“其实就跟住羊圈差不多。”刘兆民说，“这里四面透风，有时太冷了，我们睡觉干脆不脱棉衣，连棉帽也戴着，等夜里暖和了再脱衣服。”
“当时年轻，我们踢球打球还照旧，但喘气很费劲，毕竟海拔3300米，水烧不到沸点就开了，饭也不能彻底煮熟。”刘兆民记得很清楚，那时每月粮食定量24斤，一天8两，早上2两，中午和晚上各3两，小伙子们根本吃不饱。早上吃半个馒头，喝一碗苞米面糊糊，吃完大家都不刷碗，因为碗里还有糊糊，馒头剩下一口，专门拿来擦糊糊吃。
221基地有18个分厂，刘兆民在二分厂，这里建有9个工号，主要承担高能炸药研制、生产试验和总体装配。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叫做“搅大棒”——用米哈耶洛夫锅融化炸药，并手工搅拌。“TNT熔化后，搅拌的感觉和苞米面糊糊差不多，再加入黑索金，这是一种像味精一样的白色颗粒，当时还研发过一种新型的二号炸药，在锅里搅拌后像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稳定性太差，后来就没有用。”
原子城纪念馆中复原的场景。
当时实验设备的简陋超乎想象，除了炸药是在锅里熬的，要制造出筒状、球状、半球状的炸药部件，靠的也是黄板纸做成的模具。就连炸药切割，也是在人体静电接地的情况下，用铜锯手工完成的，随时有爆炸危险。大家说“一上班就要把脑袋拴在裤带上”，在进入工厂前，总会把手表等贵重物品摘下，就是为给家人留个念想。
为了掌握一手资料，科学家们也经常泡在车间，“王淦昌很关心进度，总来问我们炸药是否均匀，温度合不合适，粘度如何，这些情况他都要随时掌握”。刘兆民不知道，当时在全国的400多个工厂和科研机构里，还有超过一万名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各司其职，和他一样为同一个目标日夜操劳。
1964年6月6日，在金银滩221基地的爆轰试验场，进行了原子弹全尺寸爆轰模拟“冷试验”，这是一种不加入核材料进行的爆轰试验，用来检测除了核材料外的部分运行是否正常。此次实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原子弹技术攻关基本完成。
为核武器奉献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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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清晨，刘兆民们研制的雷管被插接在原子弹上，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15时许，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
当晚，中国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我是在第二天看到号外之后，才最终确认了自己从事的工作其实就是原子弹研制，可见那时的保密达到了何种程度。”刘兆民说，爆炸一个月后，他才在211厂放映的内部纪录片中，看到了那朵震动世界的蘑菇云。
1987年，为了适应国家安全战略调整，221基地销号。刘兆民没有回到原籍，而是选择和家人一起留在西宁，和其他“211厂人”一起住进了德令哈路193号221小区。虽然离开了金银滩，但住在这里，“大家比较熟悉，天天都跟逛庙会一样”。
小区沿街大门的墙壁上，醒目地刻着原子弹和氢弹的图案，并配有介绍：“这里居住的，是为共和国挥洒过青春、智慧和汗水的老一代核事业开拓者。”宣传栏里，用8块展板讲述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创建的历史。刘兆民认为：“厂里生产出原子弹和氢弹，是集体给国家做的贡献，具体到我们每个人，其实就是很平凡的工作。”
部级科技进步奖、高级工程师证、荣誉证书、毕业证……刘兆民家里，保留着这些珍贵的个人记忆，和一些老照片放在一起，黑白照片里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彩色照片里已是古稀耄耋，还有人如今已经不在了。他们为核武器默默奉献了一辈子，因为保密，几乎没有壮年时期的照片，所获得的荣誉和奖项也不能对外公布。
刘兆民现在依然不太会主动讲起当年的事情，但在电视上看国庆70周年阅兵时，他还是难掩激动，“东风导弹里，还装着我们当年做的弹头呢！”虽然当年核爆的痕迹难觅，但金银滩上的试验场里，锈迹斑斑的钢板上，试验留下的坑坑洼洼的小槽，见证了他们为我国战略核力量付出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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