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周兴华：将固原长城认定为战国秦长城和秦始皇长城的证据皆错

九段秦皇长城揭开百年错案

——答董耀会、李并成先生

（五）

将固原长城认定为

战国秦长城和秦始皇长城的证据皆错

周兴华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中国长城志》总主编董耀会将宁夏固原长城及其向两侧延伸的长城认定为战国秦长城和秦始皇长城。

董耀会对《中国科学报》采访记者韩天琪说：“秦始皇万里长城分为两个阶段修建。第一个阶段是秦统一全国之后，用战国时期的秦长城、赵北长城和燕北长城来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御和管理。”“从目前的历史文献来看，秦始皇万里长城的西段主要利用战国时期的秦长城。通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战国时期秦长城的基本走向已经清晰了。”“董耀会认为，秦昭王长城目前有完整的考古认定，不存在缺失，并且总的走向是清晰的（韩天琪：《秦长城何时揭开神秘面纱》中国科学报2015年5月29日）。”

董耀会的以上说法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反，与考古调查不符。

董耀会等依据的历史文献证据皆错

古代文献记载与考古调查证明，董耀会等将宁夏固原长城及其向两侧延伸的长城认定为战国秦长城和秦始皇长城是抄错、说错、传错，空口无凭。

关于固原长城，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固原县文物工作站进行了调查。根据这次调查的资料，由韩兆民、许成执笔写了《宁夏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遺迹》（见《中国长城遺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 1981年版），将固原长城认定为战国秦长城和秦始皇长城，其依据证据皆错。

董耀会等与《宁夏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遺迹》将固原长城误定为战国秦长城的证据有五：

一是依据《史记·匈奴传》秦昭王“筑长城以拒胡”的记载。关于秦昭王所筑“拒胡”长城的位置走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被张相文等史地大家考证清楚，秦昭王所筑“拒胡”长城的位置走向实为明代延绥长城的始基，明代延绥长城与其为复线，不在今固原境内。

二是依据未经正确校刊的《水经注》错刊“秦”字的记载。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原文是“川水又北出长城”。后世依据未经正确校刊的《水经注》记述今清水河流经固原长城时，将“川水又北出长城”错刊为“川水又北出‘秦’长城”。后世《水经注》错刊的此一“秦”字，已被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水经注校》中做了纠正（王国维：《水经注校》第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水经注·河水》记述湫水流经固原长城时，原文写作“湫水北流，西北出长城”，并未冠以西北出“秦”长城，此文可证王国维校勘“川水又北出‘秦’长城”的“秦”字确为衍字，此为后世《水经注》流传中误加的“秦”字为衍字的又一旁证。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原文是“川水又北出长城”。误刊“秦”字的证据公布了30多年，长城学会董耀会等至今仍以误刊的此“秦”字为依据坚持认定固原长城为战国“秦”长城和秦始皇长城，这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三是依据中唐《元和郡县图志》“秦长城在县北十里”的记载。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原文是“川水又北出长城”，唐初太史令傅奕说“今朔塞上多古长城，未知起自何代”，固原长城自在朔塞古长城之内。北魏郦道元同唐初傅奕都称固原长城为“长城”或“古长城”，未说固原长城是“秦”长城，中唐《元和郡县图志》“秦长城在县北十里”的记载自然是无据之言了。董耀会等至今仍然依据唐人《元和郡县图志》“秦长城在县北十里”的记载可谓本末倒置，空口无凭。由前考可知，《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这段“秦长城”，从北魏、唐初、宋代、明代、清代至近代的六代著名学者、权威典籍都否定了今固原长城是战国秦长城或秦皇长城。故《元和郡县图志》将固原长城说成是“秦”长城或属误引，或属误刊，应为定论。

四是依据《固原州志》《隆德县志》所载固原长城为“秦长城”的记载。上两志编纂于明清时期，所载“秦长城”源于未经正确校刊的《水经注》等错讹文字，不足为凭，现应正本清源。

五是依据长城沿线发现的秦代遺物作为“秦”长城佐证。固原本周秦故地，周秦时代的遺物遍布，仅此秦代遺物不能作为固原长城始筑于秦的证据。

董耀会等将固原西周长城

错定为战国秦长城和秦始皇长城

探寻固原长城的始筑年代与地理方位，《吕氏春秋》关于秦献公穿越乌氏塞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直接证据。

吕不韦是秦国名相，秦始皇尊其为“仲父”。吕不韦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当时就有“一字千金”的盛誉（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春秋·当赏》记载的是秦始皇的先祖秦献公（系秦昭王的前四代，秦始皇的前七代）从魏国返回秦国夺取王位的经过，其所经道路、塞防当为信史。从《吕氏春秋·当赏》的记载中，固原长城始筑于西周的证据昭然若揭。

《吕氏春秋·当赏》记载：“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闻之，大骇，令吏兴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立，是为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而赐菌改官大夫，赐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献公可谓能用赏罚矣。”对以上引文，汉代高诱注释说：“右主然，秦守塞吏也。焉氏塞在安定之北。菌改，亦守塞吏也。”

据《秦纪》《世本》，以上引文中的“小主”，“一曰少主”，是秦惠公的儿子，即出子，亦称出公。他四岁即位，五岁被杀。公子连是秦“灵公太子也”，“灵公薨，公不得立。出子二年，庶长菌改迎公于河西而立之，是为献公。”公子连立为秦献公之前，一直逃亡在魏国。当时，他听说秦国国君出子发生了内乱，便在“出子二年”从乌氏塞进入秦国，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成为秦献公。

秦献公在位于公元前384年至前362年，是后来秦昭王的前四代祖宗。秦献公穿越这道古长城（乌氏塞，即今固原长城）的时间是在公元前385年（出子二年）。秦献公所穿越固原长城（乌氏塞）的时间，要比其后代子孙战国秦昭王所谓始筑固原长城的时间（公元前272年）还要早113年，这怎么能说固原长城是战国秦昭王始筑呢！

固原长城实为西周朔方长城的文献证据被主流媒体公布已有10多年了，至今未见有人就此证据提出质疑。可叹的是，时至今日，董耀会等长城专家仍将固原西周长城坚持错定为战国秦长城和秦始皇长城，这就远离了学术研究应以事实求是与逻辑思维为底线的原则与规范了。

学术争鸣不等于坚持错误不改

2002年7月21日，《宁夏日报》记者杨兆兴报道了《中卫黑山峡发现秦皇长城》，2003年12月10日，杨兆兴报道了《我区学术界爆出惊世新说——“固原古长城”为西周所建》，同年12月12日，新华社记者刘泉龙、曹健报道了《固原长城始筑于西周》。

十六年过去了，随着西周、战国、秦始皇、汉武帝、北魏等历代长城的古籍资料、实地踏勘资料、考古资料、研究专著不断公布出版，颠覆了王国良、张维华、史念海、罗哲文等学者关于西北长城的许多所谓定论，颠覆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介绍西北长城的词条。

翻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宁夏文物考古人员编著出版、印行的宁夏文物考古书籍，如钟侃著《宁夏文物述略》，许成等人参与编辑或著述的《宁夏文物普查资料汇编》《宁夏古长城遗迹》《宁夏名胜古迹》《宁夏古长城》《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宁夏考古史地研究论集》《宁夏四十年考古发现与研究》《宁夏历史文物》等，还有鲁人勇等著《宁夏历史地理考》，特别是2012年宁夏文物局上报国家文物局的《关于报送〈宁夏境内长城认定〉的请示》（宁文物发[2011]39号），在以上著述、报告中，凡是涉及宁夏长城研究的，均将上述误引、误考及错说一以贯之，并依据上述误引、误考及错说，将固原长城坚持错定为战国秦昭王长城与秦始皇长城，将宁夏黄河两岸长城均坚持错定为明代始筑的长城等等，在西北历代长城的始筑、利用、修缮、改线、新增、走线、废弃等问题上，“研究”的错误百出，“定论”的张冠李戴，埋没、遗漏或错误解读了在中国长城史上具有极高地位与重大科研、观光旅游价值的西北历代长城，严重影响了中国长城的科学研究和弘扬保护，令人长叹不息！

西周、战国、秦始皇、汉武帝、北魏等西北历代长城史料在长城史、军事史、建筑史、交通史、史地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上提供了全新的大量资料，对于全面改写、重新构建西北地区周、秦、汉等朝代的长城与其后历代长城在始筑、利用、维修、改线、创新、废弃等方面的源流关系，对弘扬西北地区历史文化的地位，对开拓观光旅游资源的价值等方面具有开创性性的重大意义。

按学术研究的规范与常理讲，新发现的大量长城资料与全新的研究成果理应推动长城研究正本清源，拨乱发正，推动长城学术繁荣进步。但是，时至今日，长城“专家”、长城“官家”通过强势媒体，打着国家“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的旗子，高唱着国家文物局“专家认定”的调子，依然坚持抄袭着、炒作着百年来的错说上讲台，弄名利，宣扬错误百出、张冠李戴的所谓长城“研究成果”“长城认定”结论，实在使人迷茫遗憾！

中国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研究的这种乱象，不能不引发学人的关注与思考：学术环境、学术风气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于明摆着的学术错案，还要持错不改，喧嚣不停！是长城“专家”看不懂这些並不难懂的文化知识和实地踏勘资料呢？还是学术“官家”不愿恢复长城历史的真实面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还是学风不正、学术浮浅呢？长城研究的这种现状，与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崇高地位很不相当！

改变学风不正、学术浮浅，为长城正名的道路何其难啊！到底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