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勃
铜镀金鎛钟，清，内务府造
乾隆是一个高明的皇帝，和李后主、宋徽宗们比，他艺术品位的差距有多大，政治才能优势就有多大。即使一些看起来非常愚蠢并遗祸后世的举措，在当时也往往确实是最有利于统治集团的选择。
在各路影视剧的塑造下，乾隆吃喝玩乐的形象被不断强化。这当然也并非空穴来风，乾隆确实不是个禁欲的皇帝，也不想扮演那样的角色。儒家经典本来就不提倡清教徒作风，《孟子》里就罗列过古代圣王贪财好色的事例，但只需要“与民同乐”，就不但不是污点反而是亲和力的体现。自幼熟读圣贤书的乾隆，当然深知这一点。
所以，作为一个努力打造完美统治者人设的皇帝，为自己的奢侈生活辩护的时候，一定会强调，自己花的，都是“内帑”节省出来的钱。
帑就是收藏钱财的府库的意思，内帑是皇帝个人的金库。这牵涉到一项古老的制度。汉代的九卿里，有大司农，也有少府，都管钱，区别是“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就是皇帝花钱，也要受限制，属于“军国之用”的预算，皇帝不能随便挪用于个人消费。
这套规则，当然很难完全贯彻落实，但只要存在就表明了一个姿态。
清代，户部管国家开支，内务府则服务于宫廷。当然，户部有责任每年都拨一定数量的经费给内务府。乾隆很贴心地进行了一次改革，删汰了若干冗费，之后每年户部拨给内务府60万两。
60万两是一笔巨款，但乾隆盛世的年收入4000万两以上，而“十全武功”动辄是千百万两白银的开销，相比之下就显得非常有限了。乾隆三十四年，皇帝特别指示，反而从内务府调100万两白银给户部保存，并说，如果户部也不缺钱，那就拿去用于云南的军需吧。
那么，内务府的钱，从哪里来呢？
乾隆朝服像。在影视剧的塑造下乾隆吃喝玩乐的形象被不断强化，作为一个努力打造完美统治者
皇庄
清代国家的财政收入，第一是地丁钱粮，内务府如果直接插手这项收入，那就属于吃相过于难看。不过皇室本身拥有大量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皇庄”，自然归内务府管辖。
乾隆一朝，也正是皇庄的鼎盛期。北京附近的所谓“畿辅皇庄”。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达到28594顷44亩，是整个清代的最高峰。
这些庄园不向国家纳税而仅为皇室服务，向内务府缴纳正项钱粮和各种鸡零狗碎：鹅、鸡、鸭、鹅蛋、鸡蛋、鸭蛋、红花、灯油、扫帚、麻绳等件，显然它们承担着供给宫廷基本消费的职能。皇庄的特权使得他们在与普通民众的纠纷中占有极大的优势：侵夺民人田土之类的事件时有发生。以至于清代的公案小说里，往往把皇粮庄头当作重要反派角色。但他们缴纳给内务府的金额，也并不巨大，有学者估算下来的结论是总计每年20多万两白银，在以节俭著称的道光朝，这个数字刚好和内务府的开支相当。换句话说，在爱折腾的乾隆皇帝那里，根本不敷使用。
盐业
真正让内务府获益巨大的，是食盐行业。
清代对食盐行业，是严格实行国家垄断的，所以销售价格，可以和产盐成本脱钩，绝对暴利。盐商成了巨富的代名词之外，官府当然也就可以收取巨额的盐税。
盐税当然是要交给户部的，但是盐政系统“关差皆系内府世仆”，康熙年间的两淮盐政如曹寅、李煦是内务府包衣出身，乾隆年间的吉庆、高恒、普福、伊龄阿等，仍是如此。所以内务府要从中获益，就有许多有利条件。
第一是正税之外还有许多杂税浮费。雍正年间，曾经大力加以革除，如湖广地区的“匣费”，当时的规定是12万两。但到了乾隆五年（1740）就增加到了24万两，到了乾隆中期更增加到60万两。
这些收入当然就大量流入内务府了。
第二，盐商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首先要拿到经营许可和配额，也就是所谓“盐引”。
由于卖盐是暴利，所以盐引本身非常值钱，《儒林外史》里就写到，盐商们聚在一起，喜欢聊的，就是盐引（俗称窝子）价格的涨跌。
有些老资格的盐商，拿到盐引之后，自己根本不从事贩运销售，把盐引转租给别人，就可以获得巨额收益。
而通过这种方式获益最大的，不是其他任何人，正是内务府。谁拥有的盐引能够比内务府，也就是皇帝本人更多呢？所以内务府只需要盐引租给盐商，白银就滚滚而来。如著名的皇商山西范氏家族，曾经向内务府交纳“引窝银”64万余两，换取世袭贩盐的特权。而长芦盐商王惠民父子，在乾隆十九年被发现“一银两抵”，即把上缴户部的税银，同时充作应缴纳给内务府的利息。统计下来，短短数年间，他少交的银子，就达到35万两之巨。要是所有从内务府拿盐引的商人要缴纳的金额加起来，就非常惊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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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管是不是从内务府拿到的盐引，盐商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还经常向内务府借钱。
这件事，从乾隆最崇拜的祖父康熙朝开始。借钱公开的理由，是盐商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向内务府求支援应急。不能说这个理由一定就是错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内务府因此可以收巨额的利息。
所以跟皇帝借钱的实质，反而是送钱给皇上花。
如乾隆十三年，皇帝向两淮盐政提出：内务府有盈余的银子，存在两淮运库，应该产生相应的利息。朕东巡需要赏赐扈从，请送五万两过来，并且以后每年都要如此。两淮是全国最大的产盐区，两淮盐政也是最大的肥缺，所以对皇帝的这个要求，当然没有任何搪塞拖拉的理由。
第四，国家有个大事小情，盐商们还要大量捐款。
这件事，也是在乾隆年间达到顶峰。朝廷对外征伐，有军需报效；各地修建堤坝，有水利报效；民间发生灾情，有赈济报效⋯⋯有学者统计，乾隆一朝盐商的各种报效，举其大者，就有长芦盐区6次，两广盐区4次，两淮盐区33次，累计至少3800多万两。如乾隆十三年，两淮盐区先是因为金川之役，报效军需银100万两，然后报效内务府充公银30万两，紧接着又因为筹备皇帝南巡，再报效100万两。这里面军需银是国家开支，后面两笔，都是用于皇帝个人花销的。
关税
所谓榷关或者常关，是指古代征收商品通过税——不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出入境贸易——的地方机构，关税是乾隆中后期的第三大税收来源，年收入是四五百万到七八百万，约占国家总收入的12%。
从宣传口径上说，关税是“取商贾之纤微，以资军国之需”。榷关的官员和盐务系统一样，内务府包衣占据主导地位。各榷关或者派专人管理，或者有封疆大吏兼管，但无论采用哪种形式，往往和内务府都脱不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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