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田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南冬日暖阳下的骆驼队，但它却不属于老舍笔下的祥子，这是属于小英子的童年记忆。惠安馆里靠着门玩辫梢儿的疯姑娘，胡同里砰砰踢球的小伙伴，整天拿着鸡毛掸子到处掸灰、念叨小孩儿的宋妈，这一切都被摄入了小英子那双清澈纯真的眼睛，之后又透过20世纪50年代末台北城南一个中年妇人的笔端像流水一样汩汩地倾泻出来，浸染着一股“淡淡的哀愁”，传递出一种“浓浓的相思”。1983年上海的吴贻弓导演将《城南旧事》改编成电影，北京小姑娘英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原著和作者林海音也由此变得家喻户晓。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写出这部京味十足的小说作者远在海峡对岸，竟是一个台湾人。
林海音
林海音的本名叫林含英，正是书中小英子的原型。她出生在日本大阪，爸爸是客家人，妈妈是闽南人，所以英子小时候会讲闽南语、客家话，还会讲日语，是一个“复合型人才”。林家的祖籍是广东蕉岭，虽然祖父还会回乡祭祖，但林家在台湾已是第七代了，可以算是地道的台湾人。他们居住在苗栗县头份乡，被称为“西河堂林家”。林妈妈黄爱珍的祖籍在福建同安，家族世代居住在台湾板桥。当小英子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随着父母漂洋过海到了日本。1918年的3月18日，英子在大阪绢笠町的“回生医院”出生。林爸爸在大阪市中心开了一家卖网球拍的店铺。只可惜他不善经营，三年后店铺倒闭，从台湾带来的本金也赔光了，一家人只好回到台湾。那个时候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教育，一些有志青年不愿被异族统治就跑到了大陆。英子的爸爸林焕文从小受中华文化浸淫，长大后又做了教师，有很深的中国情结，因此他也跑到北京谋职，短暂安顿下来之后便将英子母女接了过来。
从台湾到日本，又从日本回到台湾，1923年的3月，4岁的英子坐船从海上到了大陆，来到了她成长的北京城，开始了她从珠市口到椿树上二条，到新帘子胡同，到虎坊桥，到西交民巷，到梁家园，到南柳巷，到永光寺街，最后到南长街26年的北京生活。
《城南旧事》电影海报，1983 年上海的吴贻弓导演将《城南旧事》改编成电影
电影里的小英子最初亮相时穿着一身红色的中式长袄，而现实中的小英子在珠市口谦安客栈门口看街景时还穿着日本的花布和服，一句北京话也不会说。来往的行人都喜欢逗逗这个可爱的小姑娘，有的还故意掀起她的和服边看边问她：“听说日本女人的和服底下不穿裤子？”英子的妈妈也是第一次到北方，她一来就闹了笑话，对着满街光秃秃的树枝惊讶地问：“这些树怎么都死光啦？！”
可是很快英子就变成了一个道地的北京小姑娘。林爸爸考入了北京邮政总局工作，他们的家也从客栈搬到了北京的椿树上二条胡同。从胡同生活开始，英子身上的日本味儿没了，台湾味儿淡了，北京味儿渐渐浓厚。她换上了北京小姑娘的装扮，也和北京人一样爱喝豆汁儿，喜欢吃涮羊肉，更重要的是她开始说嘎嘣儿脆的北京话。电影里导演略去了英子一家台湾人的背景，将他们变成了典型的北京人。原著里的英子可是经常嘲笑妈妈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笑她把猪肉读成“租漏”，把“不要太肥”说成“不要太回”，是个“洒妈妈”。她甚至瞧不上保姆宋妈的顺义口音，认为她和胡同里的小伙伴们说的才是正宗的北京话！不过在北京土著眼里英子是一个“小南蛮子”，而在林爸爸眼里北京人是“北仔鬼”。林爸爸永远弄不懂为什么宋妈搞卫生的时候要拿个鸡毛掸子不停地掸，为什么不拿抹布擦呢？林妈妈一闻到羊肉味儿就要捏鼻子，永远吃不下去羊肉。英子适应和融入北京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父母。
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的原型是英子小时候在胡同里看见的一个大姑娘。“她就这么靠在这儿，手里玩着辫子，笑眯眯的”，林海音20世纪90年代重返北京故地重游时靠在门上给记者比画，那大概是她住在新帘子胡同的时期。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英子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
1990 年5 月，林海音在北京旧居晋江会馆门前留影。林海音父亲去世后，一家搬到了南柳巷的晋江会馆
作为台湾人英子在北京没有上日本侨民的学校，而是进入了北师大附小，接受了全盘的中国新式教育。这得益于林爸爸的中国认同。当时在北京居住的台湾人大概有四五十人之众，但是大家都以自己广东、福建的原籍自居，既是为了避开日本领事馆的注意，也是为了避免内地人对彼时台湾人的异样目光。他们只能心酸地互称“番薯人”，指代从形似番薯的台湾岛来的乡亲。当时北京的台湾知识阶层中有“四剑客”，一个是英子的爸爸林焕文，一个是著名的台湾作家张我军，还有两个是潢炎秋、连震东。后来连震东的儿子连战做了国民党主席。
英子从小就穿行在两套文化系统中，一是代表父母乡土的闽南、客家文化，一是代表成长之地的北京文化。就像她既喜爱吃母亲做的家乡菜，如五柳鱼和烫青菜蘸酱油，也喜欢和宋妈学做北京吃食，如饺子、韭菜盒子、抻条炸酱面等等。在虎坊桥的蕉岭会馆居住的日子是英子童年的黄金时期，那时候家里又添了弟弟妹妹，二妹也从台湾来了，加上车夫、奶妈家里十几口人，是个非常热闹的大家庭。北伐之后英子剪了头发，换上了月白竹布的新式连衣裙制服，是个很新潮的北京小姑娘。每天放学路上还可以买一点萝卜干儿辣咸菜，夏天的时候买一瓶冰镇酸梅汤配羊肉烧饼。她渐渐成了林怀民说的“台湾姑娘，北京规矩”，无论是语言还是饮食都日渐北京化了，再也不是“小南蛮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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