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卜与筮占 象数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中国无神论史》连载20——龟卜、筮占在汉代的继续衰落

第五章 秦汉时代神人关系的新见与对旧神祇观念的否定

五、龟卜、筮占在汉代的继续衰落和其他占卜巫术的兴起

巫术在汉代的衰落,其重要标志,还有龟卜和筮占的衰落。

龟卜和占筮曾是箕子告诉周武王的“洪范九畴”之第七畴:“明用稽疑”。署名孔安国的传注,说明是“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所谓“洪范九畴”,是上帝赐予的治国大(洪)法(范)。这就说明龟卜占筮在古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龟卜和占筮相比,龟卜的地位更为重要。《左传》所记春秋时代的政事,有所谓“筮短龟长”之说。如果二者占得的结果不一样,应该服从龟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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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春秋后期开始,龟卜和占筮的地位高低就开始被破坏。晋献公要娶骊姬为妻。虽然卜人告诉他应该服从龟卜,但献公不听。愈到后来,不仅龟卜,筮占的地位也日益降低,以至出现孔子“不占而已”,荀子“善为易者不占”的言论。而且由于在解释用《易经》进行筮占过程中依据现实道理判断吉凶事例的众多,现实的道理逐渐上升为占卜吉凶的主要根据,单纯的有关吉凶祸福的占卜结果,其地位也就日益下降了。

秦朝焚书,因为《周易》是占卜之书,对政治不构成危害,所以被保留了下来。然而在有关秦汉的历史资料中,用占卜去决定政治大事的事件就很少了。其中一次重要的占卜,是汉文帝刘恒为代王时,朝廷使者来,让他进京做皇帝。他的臣子们两种意见,争论不休。于是求助于龟卜,得兆“大横”,卜者说,这是他要做皇帝了。他还是不放心,又派舅舅去京城联络,弄清是真,这才上路。这件事,被认为是汉代重视占卜的案例。

然而实际上,汉文帝这次占卜,仅仅是关系个人命运的问题,而且是经过群臣讨论,又经过实地考察,才最后做出的结论。占卜的结果,在这件事上,也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此相反,用占卜决定军国大事,其失败的记录则见于汉武帝的诏令。

征和年间,也就是武帝晚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因为兵败投降了匈奴。当时国库空虚,民怨沸腾。桑弘羊等建议武帝在边境实行屯田,汉武帝总结自己在李广利问题上的失误,下诏言道:

……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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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谬……(《汉书·西域传》)

李广利是卫青、霍去病以后,汉朝最高的军事长官。这次兵败,对于西汉王朝,是一次重大的打击。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当然不仅仅是占卜的结果。然而据武帝此招,这次确实进行了占卜,而且几乎是用尽了全部的占卜手段。其结果,不仅是计谋,而且是“卦兆”,皆“反谬”。

和《左传》、《国语》相比,《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占卜事件,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至于那些卜者,则多从朝廷流落民间,成为所谓“贱业”。

据《史记·日者列传》,贾谊做博士时,一天和中大夫宋忠去逛“卜肆”,见卜者司马季主和几个学生“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两个人听了一会儿,对司马说:“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甞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

这段记载说明,当时的卜者,已经流落到市场,成为一种“居之卑”,“行之污”的职业。司马季主觉得贾谊他们说的很可笑,问他们什么理由。贾谊回答道:

尊官厚禄,世之所髙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地,故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故谓之污。

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髙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已,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污也。(《史记·日者列传》)

《中国无神论史》连载20——龟卜、筮占在汉代的继续衰落

也就是说,占卜者不仅地位低下,行为卑污,而且他们的言论是不可信的。认为卜者“多言夸严”、“虚高人禄”、“擅言祸灾”和“矫言鬼神”的,不仅是宋忠、贾谊二人的意见,而且是“世皆言”,是大家共同的认识。

司马季主作为卜者,当然在为自己的职业辩护。司马季主也可能不会“虚高人禄”,“矫言鬼神”等等,但是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对于卜者的认识。宋忠、贾谊的话,是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对于占卜术正确认识的继续和发展。

西汉后期,一个叫张禹的,幼年时喜欢到卜肆看卜者占卜:“久之,颇晓其别蓍布卦意,时从旁言,卜者爱之。又奇其面貌,谓禹父,是儿多知,可令学经。”(《汉书·张禹传》)张禹后来学经,果然成就卓著。他整理的《论语》称《张侯论》,就是今天《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传本。他本人,则做到了宰相。卜者期望张禹学经,而没有鼓动他学卜,也是卜者对自己社会地位和职业性质的清醒认识。

大约与张禹同时,四川成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严遵,在成都以占筮为生。他不再像司马季主那样,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信,而是自以为就是“贱业”。所以他不仅在占卜时不卖弄占卜结果,而是往往以人生道理劝导求卜者。每天赚够了生活费,即收摊回家,以讲授《老子》为生:

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汉书》卷72。)

严遵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就是给后人留下了一部解释《老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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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年,班固作《汉书》,其《艺文志》关于占卜类书籍的介绍中,讲到卜筮书时,其总体评价是“及至衰世,解于斋戒,而屡烦卜筮,神明不应。”其中《周易》占卜,是“筮渎不告”;龟卜,是“龟厌不告”。这实际上就是说,龟卜和占筮,多数都是不准确的。这样的介绍,也可以看做是班固对于龟卜、筮占的总体评价。班固作《汉书》,多采《史记》。但是关于《史记》中记载卜者事迹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则一个字也没有采用。也就是说,在班固看来,这些内容是没有价值的。

到东汉时期,儒者第五伦把“好卜筮”和“多淫祀”一起,当作会稽一带的不良民俗(见《后汉书·第五伦传》)。儒者孔僖,朝廷要他进京,到东观校书。朋友为他占了一卦,不吉,劝他不要前往。孔僖回答道:“学不为人,仕不择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后汉书·孔僖传》)不相信占卜的结果。另一儒者郦炎,是西汉名臣郦食其之后。州县请他去做官,他都不去,并且写诗明志。其中写道:“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茍由己,志士不相卜。”(《后汉书·郦炎传》)

然而在古代普遍信仰神祇的社会氛围中,要人们不去想方设法地探测神意,是不可能的。因此,传统的龟卜和筮占衰落了,新的占卜术又发展起来。

广义地看问题,占星术也是占卜术。汉代兴起的最重要的天人感应学说,可以视为占星术的发展。也就是说,天人感应把显示吉凶的自然现象由星象扩大到了所有的事物,甚至包括人类的奇装异服、童谣等等。因此,天人感应学说可以认为是汉代新兴的最大、最重要的占卜术。然而由于它的超级重要和庞大,所以有专门论述。这里说的新兴占卜术,一般指较小的占卜术。

据班固所说,汉代最大的占卜术是“占梦”:“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而《诗》载熊罴虺蛇众鱼旐旟之梦。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班固所说,是历史史实。《周礼》中,有占梦之官。《左传》中,有不少占梦的记录。因此,虽然占梦在众占中最为重要,但不过是传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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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龟策列传》禇先生补充的记载,说他为郎官时,曾有同事告诉他,汉武帝有一次因为娶妻要选个好日子,召集的占卜术,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武帝最后选中的,是五行家。其中五行、太乙,已见于《韩非子·饰邪篇》,说明这是至少战国时代就有的占卜术。历家,就是用历法进行占卜,这也是传统占卜术的一种。其他各家,其中可能就有汉代才兴起的占卜术。只是它们的情况,后世不甚知晓。

汉代新兴的占卜术,最重要的,是望气术。

汉代朝廷采纳望气术决定大事的第一例,是汉文帝时方士新垣平的望气成果,决定在长安城建五帝庙: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史记·封禅书》)

《史记·文帝纪》也记载了此事:“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帝庙。”汉家继承秦朝的祭祀制度,上帝的祭坛都在距离京城百里、甚至数百里外的山上。把上帝祭坛、庙宇建在京城,是一项重要的宗教改革,也是运用望气术决定大事的重要案例。

第二件是汉武帝用望气术帮助寻找仙药。他派去的方士因为找不到仙药,就告诉他说,我们快到达蓬莱岛了,因为看不到岛上的气,所以到不了。汉武帝为此就派了许多望气专家帮助他们:“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史记·封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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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大事关系到黄河的缺口。黄河决口,长期堵塞不住。丞相田蚡的土地在河北。决口使水向南流,他家就不会遭灾。于是他向武帝进言说,江河决口,都是天意,不可以用人力强行堵塞。即使堵住,也未必合乎天意。而且望气者和那些占卜者都这样说,以不堵为好:

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史记·河渠书》)

于是武帝也就停止了堵塞决口的工程。

第四件望气的大事,是汉武帝晚年迎娶“钩弋夫人”。汉武帝巡察到河间,望气者说,这里有个奇女子,两手始终伸不开。汉武帝来,亲自帮助该女子打开了双手。于是这位女子就成了武帝的夫人,并且为他生下了汉昭帝。

第五件,就是汉武帝派李广利最后一次出击匈奴,望气者说这次必胜,也是武帝下决心的原因之一。

第六件,就是太子遭江充陷害的巫蛊事件后期,太子的孙子两岁,被关在京城长安郡属的监狱里。望气者说,京城狱中有天子气。武帝就派使者到京城各个监狱查看,狱中的囚犯,无论轻重,全部杀掉。少府官员郭穰到长安郡属监狱,管监狱的丙吉拒不开门。僵持不下时,传来皇帝反悔的命令,保全了这位皇曾孙。这位皇曾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至于西汉时期个人请求望气的事例。一是李广找到当时最著名的望气专家王朔,询问自己一生和匈奴七十余战,战果累累,那些无论才能还是功劳都远不如自己的,许多人都封了侯,自己为什么始终不能封侯。王朔无法说明原因,只好归结为李广曾经诱杀了八百多个已经投降的俘虏。

东汉时期,望气所涉及的事件虽不如西汉时重大,但运用的范围则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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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气在占卜术中比重的增加,使司马迁和班固都对望气术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司马迁把望气术收入《史记·天官书》,并且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望气的理论根据。而有关望气术的文字,全部被班固采纳进《汉书·天文志》。其中讲到,望气,主要是望云气:

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楡上,千余里、二千里。登髙而望之,下属地者,居三千里。(《汉书·天文志》)

这是根据云气的状况判断它们的距离。

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嵩髙三河之郊,气正赤。常山以北,气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

这是讲地区不同,云气的状况也不同。

徒气白,土功气黄。车气乍髙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卒气抟。前卑而后髙者疾,前方而后髙者鋭,后鋭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髙后卑者不止而反。气相遇者,卑胜髙,鋭胜方。(《汉书·天文志》)

这里所说的各种气,很可能是伴随军队的云气。根据伴随军队的云气,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

五六十里见稍云精白者,其将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絶逺者,战。精白其芒,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汉书·天文志》)

南方与北方、海边与沙漠,它们的云气,也不相同:

北夷之气,如羣畜穹闾。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钱金宝,上皆有气,不可不察。

海旁蜄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

这样的文字,一定有相当深入而长期的观察作为基础。

如果要占卜一年里庄稼的收成,可以根据年初或月初的风气进行占卜:

《中国无神论史》连载20——龟卜、筮占在汉代的继续衰落

凡候嵗美惡,謹依嵗始。嵗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小雨,趣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

据孟康注,魏鮮,是著名望气家的姓名。戎菽,就是胡豆。为,就是成。这说的是胡豆会丰收。所以,不论这里说的候气结果是否可靠,它都是科学活动和科学的结论。

然而我们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以科学活动及科学结论为基础的望气,如何成了占卜术的理论根据。在这里,再好不过地证明了一位伟大人物的结论: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谬误。而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的现实中,把科学的结论推广到它适用的领域之外,从而成为错误、甚至成为神学教条的事,都不断地在发生。笔者之所以要在这本书中介绍这一情况,也是为了给那些不安分的科学家们一点忠告。

汉代类似这样的、把新的科学发现推广到它的适用范围之外,使之成为占卜工具的,还有:卦气说,度晷影(测量日影),候钟律、权士炭(称量土块、炭块的重量以了解干湿度从而占卜政治优劣)等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拙著《中国科学史》及其他相关著作。

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和人类其他思想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进行的。它有曲折,也有走回头路的状况。但错误的、落后的思想终会被抛弃,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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