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明清科学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辉煌灿烂，在历史上中国则长期占据着世界科技和经济的主导地位，然而从16世纪开始，中国科技逐步退化和萎缩，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的确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问题，认真思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英国有个学者叫做李约瑟，他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又深刻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李约瑟之谜。的确让我们国人很惭愧，这样的问题居然是由一个英国人提出，于是我们不得不去认真思考，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会在十七世纪开始衰落。

首先中国古代在许多科学领域中有理论，有方法，使这些科学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并曾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所以，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理论和缺乏逻辑，这是不对的。但明中叶以后，中国的科学落后了，一个根本原因之一是未能制订出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就哲学发展来说，中国古代哲学到明清之际处于批判总结阶段。在哲学领域里，王夫之用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辩证方法进行批判总结，几乎涉及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家考察过的所有的逻辑范畴。在方法论上，对比类、求故、明理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如“比类”，提出了“象数相倚”；如“求故”，提出了在物物相依和变化日新中把握实体（即“由用以得体”）；如“明理”，提出“乐观其反”、“善会其通”的原理，细致地讲了分析和综合的统一。王夫之运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宋明以来的“理气（道器）”、“心物（知行）”之辩作了总结。在历史观上，他着重阐明了理势统一的历史观。“理势统一”原理在方法论上的运用，就触及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他主张“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自序》）。在把握各派宗旨以后，又要把它们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对一偏之见、相反之论都进行比较分析，看它们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然后综合起来，把握数百年之学脉，即把握它们的发展规律。这个方法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顾炎武在研究音韵学、历史理科学方面，强调进行历史的考察，疏通源流，掌握规律，联系现实，经世致用。他提倡的考据方法，要求把事实、文字资料进行反复比较、考订，提出独创的见解，也就是提出一个假设，然后用本证和旁证进行归纳论证。证据多，并且有力，而并无反证，就可作为定论；若有有力的反证，那便要否定原来的假设。顾炎武在古籍整理方面及研究音韵学、地理学方面所用的方法，主要是这种归纳方法。所以，不是说明清之际在方法论上没有贡献，应该说，这时的哲学方法、史学方法、考据方法都达到新的高度，而且对后世有积极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呢？

首先，就社会发展来说，明叶以后，欧洲超过了中国。当清兵入关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开始。欧洲已经过文艺复兴时代，步入资本主义的近代。并且已经产生了培根、笛卡儿、伽里略等哲学家、科学家，制订了一套近代科学方法，即如爱因斯坦所说的：“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联系”的方法，于是促使自然科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这时在中国，强大的封建统治象大石头一样压在刚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身上。因此，社会未能给科学和工业提供强大的动力，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占统治地位的理学不是要人面向自然界，而是要人皓首穷经、空谈心性，作“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夫。朱熹本人在科学方面虽有成就，具有一些科学精神，但他的哲学被封建统治者利用，确实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学亦如此。理学、心学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正因为此，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都意识到首先要批判理学。否则，科学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

就科学理论和方法本身的发展来说，宋代沈括已重视对资料进行数学处理。虽然这还算不上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但是已非常接近。实验科学的方法主要有两条：第一，运用实验手段，在人工控制下进行观察，掌握数据。第二，用理论思维的方法提出假设，建立数学公式（模型），进行严密的推导、论证，再设计实验，进行验证。到明代，与培根、伽里略同时，中国出了大科学家徐光启。当时，西方传教士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科学，连哥白尼学说也没有介绍。但徐光启接触到一点西方的东西，凭他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数学方法、实验手段的重要性。他用望远镜观察天体，只比伽里略迟二十多年。他翻译《几何原本》，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介绍到中国。他很强调数学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批评了当时人们不重视数学的倾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即儒家看不起现实中的事。第二，“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刻同文算指序》）即唯心主义象数之学把数看作神理，搞迷信。徐光启指出数学好比工人手中的斧头、尺子这样的工具，不但能应用于律历，而且可以旁及万事。应该将数学方法运用到各门科学上去，就好比工人用斧头、尺子那样的工具来建造宫室器用一样。但是他没有象笛卡儿、伽里略那样制订出一套科学方法论。后来顾炎武注重归纳论证，方以智强调“质测”，都有一点实证科学精神。这时中国的先进人士已从不同的方面接近了近代实验科学的殿堂，但是却始终未能完整地形成近代实验科学方法。

除了上述社会原因和理学的影响之外，这很可能同形式逻辑在中国古代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有关。先秦以来，科学家主要是从朴素的辩证逻辑取得方法论的指导。而西方却有悠久的形式逻辑的传统，首先体现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继之斯多葛学派和中世纪经院哲学作了许多研究。但中国人却把《墨经》丢在一边，玄奘介绍了印度因明，后来汉传因明被丢失了，藏传因明却有发展。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意识到要把握西方的形式逻辑。但《几何原本》和《名理探》在中国都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中国古代的科学当然都遵守形式逻辑，但由于科学家主要是从朴素的辩证逻辑中取得方法论指导，故对形式逻辑注意不够，没有象西方哲学家、逻辑学家那样对形式逻辑加以探讨。刚才讲到，近代实验科学方法要运用数学方法。中国古代的数学理论重视揭示出数学的逻辑思维中的辩证法因素，从刘徽、祖冲之、沈括到宋元四大家，都是如此。这是优点，说明在中国，形数统一的观念早就有了，微积分思想早已萌芽。但也带来一个弱点，即在逻辑的系统性方面较西方有逊色，没有建立象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的公理系统。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是从力学开始的，而力学主要是研究机械运动，特别需要形式逻辑的方法。所以，忽视形式逻辑，很可能是妨碍中国人在明清之际制订出近代实验科学方法的一个原因。

当然，最根本的是社会原因。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大体上继承了明朝的统治衣钵，继续以科举取士制度笼络知识分子，崇尚宋明理学且鄙薄科学技术，并对知识分子实行严密的思想禁锢。由于清朝统治者是以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统治手段更加残酷，其某些方面也更加保守。清朝对东南地区的残酷镇压，严重摧残了当地的社会经济。重农抑商与海禁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海外贸易萎缩，失去了世界市场，也使手工业缺少发展的资金与动力。以上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自身科学技术的发展。

清代初叶，明代的许多著作被禁。同时，许多汉族学者因排满情绪拒绝出仕，一时间科学技术备受冷落。清朝统治者为此任用了许多西方传教士为其服务。康熙年间，因康熙帝个人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促成了更多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使始于明末的西学东渐潮流进入了一个高涨时期。在此潮流的影响下，中国的科学技术呈现出了复苏的气象。传教士们帮助制造的火炮在平定三藩以及抵抗沙俄侵略时还发挥过很大作用，但到了康熙中期，因无军事需要，便不再受到重视。而采矿技术，因统治者怕人民聚众闹事，私人开矿受到极严格的限制，传统技术也无以发展，当然更不需要什么外来技术了。

但在统治阶层中，在维护儒学正统的背景下，虚骄自大、盲目排外的思想倾向始终存在。清初就有杨光先于1664年因反对西洋历法而兴历狱，竟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荒谬主张。到了1723年，因政治及文化的因素，雍正帝赶走了除钦天监以外的传教士，关上了国门。从那时起到鸦片战争爆发的百余年间，基本上关闭了原本狭窄的，也是唯一的东西文化和科技交流的渠道。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罗马教皇解散了耶稣会，第二年在中国钦天监工作的最后一个传教士蒋友仁死去，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也就完全中止了。

清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是十分严密的。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镇压汉族知识分子中的不满情绪，清朝统治者竟不惜屡兴文字之狱。其罪名大多是影射讥讪、触犯圣讳，措辞不当，这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反抗的预防性反应。罪名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处使社会慑服。龚自珍有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正是对当时知识界共同心态的生动写照，也是对所谓“太平盛世”的莫大嘲讽。

与文字狱互为表里的是毁书、禁书。乾隆帝趁编修《四库全书》之机，在全国范围内搜检书籍，对所谓“悖逆”、“违碍”书籍进行查禁、销毁或篡改。《四库全书》总计录书3471部，79618卷；而不符合清政府标准的书则多达6819部，173252卷。全国查缴的各类禁书的分量，比不禁的书多十数或数十倍。从文献统计数据来看，至少约有3100多种、15部以上的书籍被销毁，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官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在于巩固清王朝的思想统治，评论书籍的标准也以皇帝的意见为转移。这种“只唯上，不唯实”的是非评定标准对士人学风的危害是不言而喻。

内部的禁锢和外部的隔绝导致清代在思想文化的发展上出现了比明代还要黑暗的局面。失去了思想自由和广阔学术研究空间的知识界被迫走上了考证古典文献这条较为保险的道路。清代中叶，乾嘉学派的复古思潮成了学术的主流，当时绝大多数人不是去做“经世致用”的学问，只是把典籍作为研究对象，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在保守、闭塞的环境中，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夕，与同期在科学技术上突飞猛进的西方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到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接触多了，产生了科学救国思想，后果之一就是认识到中国人在形式逻辑的研究方面之不足。所以严复翻译了《穆勒名学》，王国维和章太炎也都注意形式逻辑。随后，形式逻辑逐渐被人们重视，再也不象从前那样，被弃之不顾。

综上所述，中国的科技在近代落后是有它内在和外在原因的。现在，只要我们认清原因，扬长避短，就可以在新的世纪里重新走到世界的前列！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