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世瞩目的北大荒开发建设中,除了十万转业官兵浩浩荡荡地参加外,还有一只特殊的垦荒队伍,那就是从国务院各部委办局来的几百名“右派”。当代著名文学家、杰出的杂文家,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古典文学部主任聂绀弩,就是其中的一位。
学干农活
1958年7月30日,聂绀弩被文化部当成“右派”揪出来,带着两大箱子书,坐火车从北京到达黑龙江省的虎林后,分配到八五〇农场四分场二队。
令聂绀弩感动的,是看到有几位家属同行一千多里。她们和来劳动的人,都一律住在新盖的简陋大窝棚中。入夜,在每张能睡几十人的大通铺的两头,各睡一位妻子,紧贴她俩的是各自的丈夫,其余的男性便一个个紧挨在一起。由于她们在场,每个男人都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更应像个男人。平时流行在男人中的那些“荤笑话”,被扫荡得毫无踪影。这场景使聂绀弩感到圣洁,他写道:“共织荒原的锦绣,独憎人世有夫妻!”男人获罪,何须妻子同行?作为男人原单位的领导,又忍见这些女人随夫远行?聂绀弩的眼睛湿润了。
第二天,这位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老人就磨刀霍霍,随大队人马下地割麦子了。连队指导员掏出怀表测试聂绀弩割麦子的速度,他每分钟只割10刀,而其他人每分钟割80刀!指导员仔细观察,发现老聂每次把握的麦秆很少,于是手把手教他“握大把”和“砍滚刀”的要领。经过数次演习,“握大把”勉强可以对付,遗憾的是镰刀每次砍下去,只能割断两三棵麦子。指导员叹息地说:“我找个小孩子来,一根一根地拔,也要比你快!”聂绀弩直起腰来,“嚓”地一声点着一棵香烟:“干农活有两怕,一怕劲头小,二怕个子高,都让我给占全了!”
既然麦子割不了,就又派他做另一项轻活——当一个小伙子的助手,合放一百头牛。他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牛一点也不蠢。它总是用眼角“扫描”放牧自己的人,尤其还喜欢戏耍像聂绀弩那样不称职的牧者。牛见了小伙赶来,它自知逃不掉,便在原地甘听吆喝;如见聂绀弩朝前追赶,便在他距自己两三步时陡然跑开,气得聂绀弩顿足兴叹:“生来便是放牛娃,真放牛时日已斜……”
当时队里盖房子需要木头,又派人到百里以外的完达山中伐木。三人一组手工锯木,据说工效比电锯还高。常有这样的情形,三人一组早晨离开营地钻进密林,随便拣一个地方不紧不慢干起来,晚间回营地时随便报个高额数字就算了事。干部们也不去实地验收,林子太密,钻进去容易回来难。
聂绀弩当不了“放牛娃”,他就去烧开水,从发愁工地无水到懂得去附近寻觅残雪,从学习在地上挖坑安锅到懂得二次用时要先扒去冷灰。有一次他为别人送饭,途中遇到一条黄色野狗,自己一面保卫着怀中的饭盒,一面挥杖吓退了它。此时恰遇来人,才知道那不是狗,而是狼。
烧炕竟成了“纵火犯”
冬天,生产队长看到五十五岁的聂绀弩人老体弱,安排他经管宿舍,傍晚为大伙烧一烧炕。当时气温零下三四十度,曾是高级干部又步履维艰的这位老眼昏花的书呆子,惟恐在田野劳动的伙伴们回来辛苦,夜间受冻睡不好,就不断添柴,结果引着火,竟把宿舍烧掉,被判刑后关进了虎林监狱。
聂绀弩虽然是个文人,但却是军人出身。他1903年1月28 日生于湖北京山县。18岁时参加北伐东路讨伐军。之后,到马来西亚任教,又到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任编辑。1924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与徐向前同学。林彪当连长时,他在同一连里任政治指导员。毕业后参加“东征军”,并被留在海陆丰,协助澎湃同志主办“海陆丰县农民讲习所”。“东征”胜利后,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返回国内,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训育员。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后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此后,与人组织了“甚么诗社”,出版《甚么诗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聂绀弩利用什么诗社,组织了“文艺青年反日会”,并在报上发表抗日文章和散发反日传单,被反动当局通缉,逃往上海后,又远走日本东京。1933年加入“左联”,和胡风等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出版反日刊物《文化斗争》。因此被押送回上海。后来,在上海他在上海《中华日报》创办著名的文学副刊《动向》,为左翼作家从事文化斗争提供了重要阵地。由于他经常发表切中时弊的文章,联系了鲁迅、茅盾、丁玲等“左联”名作家,同时,在战斗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和丁玲奔向延安。1938年与艾青、田间去山西临汾,准备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但随即被周恩来同志派遣到皖南新四军任文化委员会委员,负责编辑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
1949年,聂绀弩到了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和开国大典,不久,又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并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
刚进虎林监狱时,干活要天不亮就出发,头顶月亮才返回,没月亮的晚上,还要点燃草堆照明来延长劳动时间。对于像聂绀弩这样的年迈之身,除扫雪外从不派他事,晚间还允许下象棋,拉胡琴。不如意的事只有一件:不参加劳动(扫雪不算劳动)者没干的吃,只许不定量地喝玉米面粥。聂绀弩于是每餐都放足量连喝七碗,然而鼓胀的肚儿只要小便两次,就饿了。有一个原来是汽车司机的犯人,他膀大腰圆干重活儿,所以每餐不但有窝头吃,而且还有菜——腌咸萝卜,他常常在火边把窝窝头的外皮烤焦,再悄悄揣回来拿给聂绀弩。
狱方为了照顾他身体,不让他参加重体力劳动,叫他给犯人烧炕。他听了婉言谢绝,说:“不能再干了,我正是因为烧炕烧了房子进了班房。如果再让我烧炕,烧着了房子,又要进班房,可那时班房也烧了,连牢也没得坐了。”
监狱是不许向外写信的。聂绀弩入狱一事,妻子周颖当时一点都不知道。那时虎林监狱关着不少企图越境或越了境又被送回来的人。这种犯人大多暂关一时,很快就押回原籍,如果本人历史“清白”大抵挨一通训便发回原单位监督劳动。聂从越境者中看中一名年少的“志诚君子”,他明白即将被遣返,聂问他能不能为自己带一封信?答道“可以”。聂又问他能否为自己带垫一张八分钱邮票?又回答说“可以”。然而次日他怀揣聂绀弩写给妻子的信准备登上囚车之时,狱警例行公事般问了一句“有无夹带”,那位青年响亮地报告说:“绝无夹带”,仅为老聂捎了一封平安家书!”
狱警把聂绀弩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但他仍不死心,正巧一名司机近日刑满,私下一说,满口答应。司机顺利地为聂带出家信,内容上多了一句——要周颖“速寄五十元以备零用”。然而,周颖接到这封信时,“五十元”却变成了“五千元”,收款处是一个陌生的地址——那位司机的家。周颖接信一时情急,四处筹集并准备汇款。最后友人提醒了她,侦破由“五十元”改为“五千元”的秘密。周颖气得破口大骂:“一块在那个地方共事,还这么为人!世界上简直没有好人了!”这几句直抒胸臆的话,后来经聂绀弩变成了诗:
“史汉多篇无赖传,乾坤几个有心人。
千诗举火羊头硬,六月飞霜狗脸皴。……”
夫人赶来救助
周颖原名叫周之芹,她与聂绀弩相识于1927年聂和许多留学生一起被遣送回国后。聂绀弩他们一船的国民党党员,被国民党接到南京后,那些“骨干”分子,几乎一上岸就分配工作。惟有连党证都没有的聂绀弩无人问津,只好住在党务学校宿舍等待分配。
当年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是以培养政府各级各部门的骨干为目标的。第一学期开学后,由于训育员不够,临时请聂绀弩去辅导学生小组晚间的学习讨论会,那小组长便是未来的绀弩夫人周颖。当这位热情又好学的姑娘第一次看到穿一身西装的绀弩时,那颗少女的心就加快了跳动的节奏。周颖那一双眼睛情不自禁地随着这个出众的身影转动。讨论会结束,聂绀弩如释重负地匆匆走了,组长小姐却十分慷慨地给他写了最好的评语,并希望下次仍由他来辅导。训育处尊重小组长的意见,又请聂绀弩辅导了二三次,最后终于正式聘为训育员。
周颖来北大荒时虽然也是个“右派”,但当时还挂着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她接到信后,匆忙来营救狱中的老聂。周颖在除夕——聂绀弩57岁生日之际,到达虎林。当即找到牡丹江农垦局局长兼虎林县长的王景坤同志,向他诉明了原委要求一见老聂。这位战争时期当过团长的大老粗,在细心听完周颖的倾诉后表示:如早知道详情,早就该放人了。周颖被安排住进县委招待所,聂当晚也从监狱中提到招待所,与老伴共度除夕。
春节后,法院派人去八五〇农场调查聂的平时表现,带着很好的结论返回。很快开庭宣判——系属“责任事故”,判一年缓期。聂与周辞别虎林,搭上小火车一同西去。
周颖返回北京,将此行的“成果”及感受都报告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张执一又转托另一位领导同志为聂绀弩妥为照顾。
农垦局党组织的领导同志既照顾全国政协委员的面子,又颇有需要承担点“包庇右派兼纵火犯”的风险的勇气,相信革命几十年的聂绀弩虽然在政治上定为右派,还不至于去放火。不久,聂绀弩被放出来,并调到了《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这是本铅印的文艺刊物,作者和读者都以在北大荒工作的复转军人为主。在五六名编辑中,只有聂绀弩和丁聪两名“右派”。
聂绀弩干瘦,高个,好抽烟,沉默寡言,性子倔犟而又诙谐。整天坐在案前,抽烟喝茶,伏案看稿。
有一次,大伙谈到他因为烧炕起火进了班房的事。七嘴八舌,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日本鬼子的牢,又坐过共产党的牢,不觉感慨万千。聂老听了幽默地说:“还是共产党的好!”大伙不解地问:“为啥?”他笑吟吟地讲:“我刚进虎林监狱那阵,正赶上新年、春节一起过,每人发一百个冻饺子,作为两个节日的伙食改善。我年老体衰,饭量很小,这一百个饺子使他连续改善了好几天伙食。”
聂绀弩被打成“右派”后,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位置上,下放到北大荒,他虽然落魄了,但他精神未垮,在编辑部仍然一丝不苟地工作。
聂绀弩在北大荒的年代,正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生活很艰苦。这位50多岁的著名作家,和大家一样吃九元钱一个月的伙食的大食堂,“三月不知肉滋味”是经常的事。
有一次,正是北大荒的深秋季节,满山红叶,秋江鱼肥,北大荒画报社的同志从乌苏里江搞到几条大马哈鱼。当晚画家们用脸盆炖了一大盆鱼,并把北大荒文艺编辑部的编辑们请去参加鱼宴。那时能吃到名贵的大马哈鱼不啻是上了国宴。聂绀弩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这次鱼宴中还有一位大画家在座,他就是尹瘦石。酒过三巡后,聂老诗兴大发,即席赋诗一首:
口中淡出鸟来无,寒夜壶浆马哈鱼。
旨酒能尝斯醉矣,佳鱼信美况馋乎。
早知画报人慷慨,加以荒原境特殊。
君且重干一杯酒,我将全扫此盘余。
聂老当时眼力不济,在十几双筷子的袭击下,装鱼的脸盆已渐渐露底,因而诗中有“我将全扫此盆余”之句。此诗后来收入《散宜生诗集》。
聂绀弩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时,编辑部人才济济,编稿的有杨昉、林予、钟涛、王忠瑜、肖英俊等;美术插图有王观泉;画版样及漫画的是丁聪,题字有黄苗子。聂绀弩以“待罪之身”,在北大荒文艺杂志社工作,和过去与鲁迅等一起办《动向》《海燕》以及后来担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时不同,只有参谋、建议权,无发稿权。有一次,在来稿中他突然发现张惟写的小说《第一书记》,颇有新意,文笔优美,便建议刊登。谁知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围攻、批判。张惟受批判时,聂老愤然不平,不仅不发言,反而写诗赞道:
第一书记上马记,绝世文章惹大波,
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否?
英雄巨象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
北大荒人谁最健?张惟豪气壮山河。
张惟后来调到福建龙岩地区任文化局长,也是中国作协会员。当他回垦区访问时,专门谈到此事,赞聂老一身铁骨,威武不屈,大声背诵此诗,引为生平一大光荣。至今,许多老同志还赞扬聂老当年那种威武不屈的正义感。
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蓑草枯苇塘。苇草青,苇草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作食粮……
这首《北大荒歌》,真实反映北疆黑土地的原始风貌,豪放浓郁的千古绝唱。据聂绀弩回忆:1959年的一天,他在八五〇农场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个人都做诗,说是什么上级指示,全国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做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第一次正式写旧体诗,大半夜,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第二天领导他做了32首(以四句为一首计)。那是“大跃进”年代,白天劳动放生产卫星,夜间人人写诗放诗歌卫星。此诗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
1984年,尘封了20多年,这首《北大荒歌》终于随聂绀弩的平反破土而出。北大荒的老作家郑加真当时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史志办,主编《黑龙江农垦史(党史)资料汇编》。他接到黑龙江省文学研究所的副研究馆员王观泉寄来的《北大荒歌》手稿,他看着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纸书写的这五页原稿,担心丢失,让责任编辑按原稿抄录下一份,这样,聂绀弩的诗稿才得以保存下来,至今这份珍贵的《北大荒歌》的手稿还保存在郑加真手里。
诗稿上有聂绀弩亲笔修改的手迹。如诗名原为《为北大荒而歌》,他删去了了“为”、“而”二字,改为《北大荒歌》。诗名后注有“旧作”二字,并写下了“聂绀弩”三个字。从《北大荒歌》手稿的修改中,可以看出聂老的认真、严谨态度。
豁达的荒原诗人
聂绀弩在北大荒生活期间,共写了五十多首以北大荒生活、劳动为题材的格律诗,有歌颂劳动,苦中寻乐的《搓草绳》、《刨冻菜》、《削土豆种伤手》、《锄草》等,诗人的胸怀超然物外,表现得十分旷达、诙谐,溢于言表。如《锄草》一诗:
何处有苗没有草,每回除草总伤苗。
培苗常恨草相混,锄草又怜苗太娇。
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
停锄不觉手挥汗,物理难通心自焦。
有以诗赠友,以同病相怜而自嘲的《清厕同枚子》、《拾穗同祖光》等,其中《拾穗同祖光》中的第二首更为幽默风趣,乐得开心,令读者不禁哑然失笑。
乱风吹草草萧萧,卷起沟边穗几条。
如笑一双天下士,都无十五女儿腰。
鞠躬金店三呼起,仰首名山百拜朝。
寄语完山尹弥勒,尔来休当妇人描。
有即兴偶感,化平淡为神奇的《地里烧开水》、《题丁聪画老头上工图》等。《题丁聪画老头上工图》抓住了人物特征。
驼背猫腰短短衣,鬓边毛发雪争飞。
身长丈夫吉珂德,骨瘦瘪三南郭綦。
小伙轩然齐跃进,老夫耄矣啥能为。
美其名曰上工去,恰被丁聪画眼窥。
聂绀弩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散宜生”本来是西周一大功臣的名字,聂老借用此名,大概表白自己是一个散放不为世用的人,也有人认为寓意“适宜于生存”。诗集共分《北荒草》(写北大荒生活)、《赠答草》(回赠各方友好)、《南山草》(回京后写的诗篇)、《第四草》(挽诗等)、《拾遗草》五部分,而《北大荒歌》列在《拾遗草》之中。
诗集出版后引起反响。胡乔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抱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1960年冬天,聂绀弩忽然接到返回北京的通知。在车站上与同行的右派朋友相遇,大伙一致谢他——说是沾了老聂的光,聂连忙细问,才知不久前张执一曾向周恩来总理请示说:“北大荒有不少右派上了年纪,可不可以让他们回来?”总理问都有谁,张执一仿佛早有准备地回答:“比如聂绀弩——”总理闻言,表示应该让他们回来!”这样,他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员,后来又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文革”中,因他有些诗稿中有为胡风、丁玲”鸣冤叫屈”的内容,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送往山西第三监狱,先判死刑,又改判无期徒刑,直到1976年才获释。
1980年聂绀弩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生著作甚多,从抗战开始,先后出版有《绀弩小说集》《绀弩散文》《聂绀弩杂文集》等。
聂绀弩1986年3月26日逝世后,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对聂绀驽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聂绀弩于1932年加入‘左联’,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老战士。解放后又以高度的热情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而忘我工作。……聂绀驽一生不屈不挠地为中国的文学事业而奋斗,品格高尚,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的逝世,是中国文学事业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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