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与曹参没有起义时都是沛县的小吏,关系非常好。两人跟着刘邦起义后,一个为相,一个为将。萧何镇守关中,为刘邦争霸军队的总后勤部长,负责人力、物资等调配,完成得非常好。刘邦几次被项羽打得大败,都幸得萧何及时从关中征发大量兵员补充,才能与项羽于京、索之间往复争夺。曹参则是一员猛将,特别是跟着大将军韩信后,平赵国、燕国、齐国,战功卓著。按说一文一武,应该没什么冲突,但两人起义后友谊的小船却因功劳之争就翻了,而且到死也没正过来。
萧何与刘邦
大汉初立,刘邦当然要论功行赏。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所以给萧何的食邑最多。但在关东死战的战将都觉得不服气:他们出生入死,攻城略地,多的作战百余次,少的也有几十次;而萧何在关中只不过写写文书,动动嘴皮子,发发议论,就得了最多的封赏,谁能服气呢? 这时刘邦抛出了著名的“功狗功人论”:打猎时,猎杀野兽野兔的活儿,是猎狗干的;发现猎物踪迹、指挥猎狗追踪猎杀,那是猎人干的活儿;诸将的功劳呢,相当于猎狗;萧何的功劳呢,相当于猎人。“功狗功人论”一出,话糙理不糙,诸将也没话说。但更关键的是刘邦的最后一句话:你们都是一个人,或顶多两三个人,跟着我一起南征北战;但萧何却举宗族几十号人跟我反秦抗楚,这样的功劳我能忘吗?结果诸将都不敢再多说什么。这次争功,曹参有没有参与不好说,但他为诸将之首,诸将的意见应该也代表了他内心的想法。而接下来的排列位次,则直接将萧何与曹参推到了矛盾的最前沿。
位次无关实际利害,但却有关地位和荣誉。群臣毫无例外,都认为平阳侯曹参身经百战,受伤七十多处,攻城略地最多,应该排第一。刘邦心中还是想让萧何排第一,但他行赏时已经驳了群臣一次,封赏萧何最多,这次想不出什么理由再反驳大家。刘邦正挠头时,关内侯鄂君进也不知是猜透了他的心思,还是直肠子一个,反正站出来说了一番让他心花怒放的话。鄂君进上来先和群臣杠上:你们都不对,接着分析到:曹参攻城野战,战功卓著,但那都是一时一地的事儿;哪像萧何,楚汉争霸五年,汉军常被打得四散奔逃,全靠人家在关中源源不断地补兵补粮,而且不用刘邦命令,都是萧何主动安排的,这是万世之功啊;怎么能把一时之功放到万世之功前头呢?鄂君进的话出自肺腑、发自至诚,令人无法反驳,最后他明确指出:曹参功劳很大,但多一个少一个,对汉统一天下没什么大影响,不是不可或缺的;但少了萧何行吗?萧何应该第一,曹参次之。刘邦当即同意鄂君进的建议。
萧何月下追韩信
这次功赏与位次之争应该在萧、曹二人关系上蒙上了厚厚一层阴影。此后萧何长处关中,而曹参远赴齐国为相,两人的交集可谓少之又少。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吕后用萧何计,杀韩信于长乐宫钟室。刘邦正在燕赵平息陈豨之乱,知道后又喜又叹,随后让萧何做了丞相,并配了五百个卫兵给他。这猛一看挺好的嘛!萧何还以为是刘邦奖赏他献计诛淮阴侯之功呢。后来原秦国的东陵侯召平警告他:这是刘邦对你不放心啊,你还高兴呢,他回来可能就要收拾你。萧何大梦初醒,随后听从召平建议,用私财犒劳刘邦的大军。这才躲过了一劫。
汉惠帝二年(前193年),萧何去世。临死之前,惠帝前来慰问,主要还是想要问问他谁能接替丞相之位。其实两人都对人选心知肚明,所以萧何说:“知臣莫若主。”惠帝问:“曹参何如?”萧何顿首:“帝得之矣。”这时的曹参在什么地方呢?千里之外的齐国。但他一听说萧何去世,马上吩咐他的门客收拾行装,准备赴关中当丞相。萧、曹二人可谓面交恶而神相惜啊,不禁让人想起晚清的曾国藩与左宗棠。
曹参为相,一秉萧何法度无所变更,拔擢老实木讷,罢退汲汲声名。他自己则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不干事也不理那些有事来找他的人。惠帝为此很不高兴,以为曹参轻视他。曹参后来当面向他解释到:你不如先帝圣武,我不如萧何贤能;那么他们二人定的法令明确完备,咱们两人严格遵守而不出现失误,不是挺好的吗!惠帝谨“善”。
曹参对萧何的评价,萧何应该也是可以料到的吧。这或许就叫面谀不如后誉。这才是真正的友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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