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谈我的看法。
整个贞观时期，包括贞观后期，言路一直是非常通常的，唐太宗的宰相们，包括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温彦博、戴胄、王珪、魏征、萧瑀、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从来不避讳向李世民提出意见和建议，只不过由于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因此进谏的方式也相应有所不同而已，但是，既然是进谏，必然不会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免不了需要犯言直谏，那既然如此，为什么只有魏征比较有名呢？
一、魏征有名的原因
现在网上有不少人说李世民故意保留魏征，并让魏征犯言直谏，以便给自己留下个听谏纳谏的美名。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读书不细造成的误读。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后世之所以大都知道魏征犯言直谏，并不是李世民的刻意安排，而是魏征自己私下留下了记载，因为此事，李世民还非常生气。
根据《旧唐书》魏征传记载：
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
所谓的“前后谏诤言辞往复”，实际上就是魏征进谏的详细过程，他与李世民如何你一言我一语的反复讨论、辩论、甚至争论的过程。魏征自己把这些过程都记录了下来，并私下交给了史官褚遂良，这件事李世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知道以后非常生气。这件事也成为了李世民仆碑悔婚的导火索之一。
这件事情，严格来讲，属于一种犯罪行为，罪名是“漏泄禁中语”，意思是把皇帝私下和你说的话泄露出去，在唐代，漏泄禁中语一直是一种罪，具体的处罚，从贬官，到流放，再到差点杀头，都有实例。
但是，李世民生气归生气，却并没有下令禁毁魏征的这些记录，因此，魏征的这些记录也就流传了下来，一直到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后晋史官在编写《旧唐书》的时候，仍然可以读到数十万字的《魏公故事》，里面记载的内容是：
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
可见，后晋史官读的《魏公故事》，就是魏征自己写的那些“前后谏诤言辞往复”的文字。
唐代王方庆的《魏郑公谏录》、吴兢的《贞观政要》等书记载的大量有关魏征的内容，也应多与魏征自己的这些记录有关。
那么，除了魏征之外，其他宰相为什么没有这么详细的进谏记录呢？
二、其他宰相的进谏记录不详细的原因
这就涉及到古代的仁爱忠孝思想了。在古人的观点中，仁者爱人，而对父母长辈仁爱就是孝，对君主仁爱就是忠。那么，如何体现臣子的忠呢？为尊者讳，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把自己对君主的批评过程记录下来，流传于世，这是为尊者讳吗？当然不是，这是彰君之过，即宣扬君主的过失，在古人看来，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行为。
因此，古代很多大臣，虽然他们也积极进谏，甚至犯言直谏，但是，他们并不把这些事情对外说，除了他们自己和君主之外，其他人并不知道他们进谏的具体内容。三国时期的陈群就是如此。唐太宗贞观年间也有这样的大臣，比较有名的就是贞观后期的宰相马周，据《旧唐书》马周传记载：
周临终，索所陈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
也就是说，马周临终时，把自己写的奏表的草稿都拿来烧掉了，马周明确表示，管仲、晏婴宣扬君主的过失，来求取自己的名声，这种事他不会去做的。说实话，马周援引管仲、晏婴的例子，这很明显是在指桑骂槐，魏征事发的时候，马周担任中书侍郎，他对于魏征的所作所为应该非常清楚，马周临终这番话，批评的实际上就是魏征。
综合以上分析，贞观年间犯言直谏的，绝不仅仅只有一个魏征，其他大臣也都在恪尽职守，不断提出意见和建议，只不过他们没有给自己私下做宣传，所以他们的进谏事迹不像魏征那么详细而已。
以上是我的一点简单分析，欢迎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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