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支那”这个词语使用的源流演变。
“支那”这个词来自印度的梵文，它本身并没有任何贬义或者轻蔑的含义。这个词是印度古籍中对中国秦朝的称谓，后经唐代高僧从梵文译为中文，称为支那。英语、德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等对中国的称谓也均由这个梵文词源而来，也曾在国际上广泛使用，比如称“中南半岛”为“印度支那”或“印度支那半岛”。
“支那”一词进入日本是因为唐朝以后，日本遣唐使从汉译典籍里学到了这个词。但是直到宋元时期，用“支那”来称呼中国在日本人还极其少见，只有少数大学者和高僧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才会用“支那”来称呼中国。应该说在这个时期，“支那”一词不但没有任何侮辱性质，反而带有几分尊崇之意。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书籍中比较常见的对中国的称谓有“汉”、“汉土”、“唐土”、“中土”、“中国”或者以相应朝代的名称称呼中国。
但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民族启蒙学者认为“中国”的意思是“居四夷之中”之意。如果中国居四夷之中，那么与中国为邻的国家就皆为夷。这是对日本的轻蔑，所以日本不应该使用这个称谓，所以倡议修改对“中国”的称谓，改用“支那”称呼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中华民国，简称中国。但是日本认为这是对“中国”称谓的延用，所以就单方面给中国取了一个所谓“支那共和国”的汉字国号。直至1930年，国民政府训示外交部∶今后凡载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于是同年十月，日本外务省提请内阁讨论，将“中国”的日文正式称谓改为“中华民国”，但在非外交正式文件中，仍旧沿用“支那”的说法。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外务省追随军部又将“中国”的称谓改为“支那”。例如日本称“卢沟桥事变”为“支那事变”。在整个抗战期间，日本一直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用“支那人”来称呼“中国人”。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对此再次再次提出异议，经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确认，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向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称：“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其后，“支那”这一称谓就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里、学校教科书中以及大众媒体中消失了。
中华民国官方或民间都未曾明确说明过，为什么“支那”这个名称具有侮辱，侵犯的含义。但是从语言流变的历史中看，“支那”之称的大量使用，始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正在鼓吹日本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所以受中国影响深远的所谓传统文化，在日本当时就都被当作文明进步的反面而被排斥和批评。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在日本的各种文本中，中国总是被反复作为腐败、愚昧、落后、保守等反面的典型例证出现，这就使得“支那”一词总是与负面指向相关。按照语言相对论的观点来说，语言从来不是一个透明的中介，尽管支那一词本身是中性的，但这个词在文本中的语用语境，使其带有了明确的政治意涵和道德判断，事实上就控制和影响了大众的认知。
也就是说，因为日本把中国当成了他们民族凝聚力教育的反面教材，所以“支那”这个称谓也自然就成了歪曲丑化中国的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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