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电影发展(二战题材电影的标杆之作)

上海电影的成长路径几乎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电影发展史。1909年第一家中国电影公司就在上海成立，其间直到1925年在北平开拍首批电影，中国的电影工业基本都集中在上海这座城市。从1896年电影在上海生根，再到二战结束，甚至到80年代末，全国电影总产量的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都被上海电影所占据。现状，上海都依然还是中国电影创作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

一、时代背景

自1841年开埠以来，上海逐渐变成一座华洋杂居的移民城市，对各种外来文化兼容并包并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各行业都先后步入了各自的“黄金时代”，上海也进一步升华为集合航运、金融、信息等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与集合出版、电影、娱乐等为一体多功能的文化中心。

此时的上海已然跃升为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最为繁华的国际都会。1929年上海市政府拟定《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书》，1930年形成《大上海计划》，目标是要将上海建成现代化大都市。1934年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查理·芮切，甚至大胆推测：十年后上海的重要性将远超伦敦、巴黎等城市，从当时的世界第六大城市跃为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城市。

二三十年代甚至上海的帮会组织发展也步入顶峰，上海电影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复杂多变但是温润适度的环境，也造就了上海电影极强的适应性与灵活性的性格。由于从一开始就得到各种有利条件的眷顾，从资本到市场等等因素，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上海电影之初期的发展是比较顺风顺水的。

放眼当时的中国，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已有一南一北的两个全国性金融中心，即上海和北京。北洋政府管辖下的京城，舆论环境渐渐收紧，对有革命倾向的文人学者的打击也愈加严厉。这直接导致大量北京知识分子往南方（尤其是上海）迁徙。

1920年至1921年，华北四省区发生大饥荒，北方经济状况与生活水平一落千丈。1927年4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中国政治重心也开始南移，北京渐渐被人抛弃。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北京金融业彻底衰落。次年，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总行也迁址上海，随后陆续共有54家银行设总行于上海。

当时的上海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份额达80%；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比超过80%，当时上海一个口岸的贸易值，就相当于汉口、天津、广州、青岛、汕头和重庆六个口岸贸易值的总和。此时的上海不仅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在远东也首屈一指。

然而日本先后发动的“一二八”事变与“八一三”事变，严重摧毁了上海点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上海工商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因此被告终结。无论国际关系还是政治环境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二战中的上海升成了高度复杂的国际场域，各方利益博弈从未停止。

针对当时上海的情况，美国学者魏斐德曾总结出六对冲突对抗：西方列强与日本的；西方列强与中国治外法权；西方侨民和在沪日侨；日军与中国游击队；上海犯罪组织与朝鲜、台湾犯罪组织；中国两派特工之间。这些繁复的矛盾和对立使得这段时期的上海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经济方面，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宣布全国金融步入战时统制体系。四大银行总行因战事一路向西迁移，1938年初皆迁至重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成为战时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集中地。不过二战爆发之初，上海的租界仍相对安全，华界工商业迁移、难民大批涌入，反而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需求增长。

租界的工商业不减反增，成就一种反常的繁华。此时的电影业也还因此维持着表面上的繁华。1939年，凭借日军的力量川喜多长政一次合并了上海的十二家电影厂，并于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华电影公司（简称“华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陷入了完全的沦陷状态。电影人士被迫接受日军的议，进入其操纵下的“华影”工作，制作“国策”电影。日本对上海电影的态度略有不同，允许中国人在监控下制作电影，使得大量电影以中国电影姿态显现，企图避免发生类似“满映”那种遇冷的情况。

一定程度上，电影人的妥协保住了岌岌可危的上海电影业。但上海电影的势头还是极速削减，已经不能与过去的成就相并论。此刻的上海电影人开始向重庆香港等地转移。

二、发展轨迹

初期的中国电影发展路径与上海的电影成长轨迹相重合。中国首家外资电影公司“亚细亚”率先在上海成立，电影作品如在上海拍摄的《不幸儿》,去北平拍摄的《西太后》，往香港拍摄了《偷烧鸭》等等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经营不到十年时间，创办者布拉斯基就于1912年将其转让出去，交给了同为美国人的上海保险公司经理。当时来华投资电影的外国商人，最看重的自然是能否获取利益以及获取多少利益。这一前决定了中国电影不能完全依赖外资支撑，而必须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中国电影。

1922年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在上海联合创办了中国首家股份制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明星”于整个中国电影发展史而言，亦是一家经营时间长、社会影响广的电影公司。同年“明星”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学校——明星影戏学校。这所学校位于上海，毕业于该校的著名校友有袁绍梅、邵庄林、王献斋等。

1913年，“新民”公司为“亚细亚影戏”拍摄生拍摄了中国首部故事片——《难夫难妻》。“新民”成立于上海，前前后后为共“亚细亚影戏”拍摄近20部短故事电影。1914年“亚细亚影戏”彻底歇业，之后“新民”也面临终结。

中国电影发展初期，大大小小的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然而大部分都存在时间不长，有的是拍了几部电影就关闭的。香港“民新”电影公司解散后，创办人黎民伟来到了上海，设立新的电影公司“新民”，着手拍摄长故事片。代表作《木兰从军》、《西厢记》等电影作品拍摄手法先进，场景规模宏大，成为中国影史上不得不的经典之作。

这些电影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在东亚、南亚等地区也获得一定的影响。可惜“新民”公司成立仅仅数年就解散了。黎民伟并不甘心放弃，仍然投身电影事业。1930年成立的“联华”公司中，又有了黎民伟的身影。

他与罗明佑合作组建的“联华”凭借雄厚财力和巨大感召力，网罗了如蔡楚生等当时一批电影界的优秀电影人才。他们还参考了当时好莱坞的电影制度，将片场制引入到自己的公司中来。这些高素质的电影人制作出的影片充满时代气息，饱含人文关怀。

《渔光曲》、《神女》等等，几乎凡是“联华”出品的电影都会热卖，于是当时几乎形成了“联华”出品必属精品的这样一直态势。“联华”的名气也使得为电影界捧红了一批演艺明星，如阮玲玉等，传统戏剧类电影是中国拥有一个独特电影类型。

第一部戏剧片拍摄完成的几年之后，梅兰芳的京剧艺术团也开始频频进入电影拍摄，成为一种新的大众娱乐方式。电影化的改编，既为中国电影供了新的题材，又使得这些传统曲目改编更加广为流传、也变得通俗易懂。1931年电影中国首部有声电影于上海拍摄出来，有声电影出现之前上海电影维持着每年百部的产量。

但之后上海电影逐渐走弱，缩水至40部每年。这与更加紧迫的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1937年战争爆发，日本开始大举侵略中国，使得工商业特别是电影业遭受到重创，电影产量又降至每年30部。此时上海的“亚洲电影中心”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又投入200万美元着手组建了号称亚洲最大电影中心的“满映”，便于其在战争爆发后对中国进行宣传侵略。1938年“满映”建立完成，开机拍摄宣传电影。在上海，日军接管了大大小小的私营电影公司，成立中华联合制片公司，并劝诱如张善琨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电影人加入。

战时的上海有将近十万之多的日本人，保证了其电影拥有一定的观众基础。但在上海的被占领区，更多的是来自电影人与中国观众的反抗。上海沦陷之后，部分上海电影人放弃了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转移到香港寻求发展，还有许多电影人也逃往重庆，此时的香港和重庆得以开始拍摄更多的爱国电影与抗日电影。

不幸的是，日军进入香港后用同样的方法接管了当地70余家小型电影公司，将其编入被其控制的香港“电影协会”。而这些电影公司被入编前正是抗日电影制作的核心力量。至此上海电影的巅峰时期宣告完结。

纵观中国的近代历史，大段是在战火中度过。上海却是一座特殊的城市，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远离动荡，在跌宕起伏的中国社会中保持着一隅的繁荣。1896年中国首次放映电影是在上海的徐园；1908年中国首家影院在上海虹口营业；1909年中国第一个制片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也是成立于上海的香港路。

上海曾获得“东方好莱坞”的殊荣，上海电影从发展之初就引领着中国电影的诸多“第一”。一战与二战之间的这段时间，是上海电影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