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形文字起源于多少年前

按照西方历史叙事，苏美尔的楔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在它的影响之下，中国演化出了甲骨文。也就是说，楔形文字是甲骨文的源头，暗指“中华文明西来”。

然而问题在于，以如今的考古发现来看，至少在距今7300年时，中国已有正式的文字，最具代表性的是双墩刻符。既然中国文字出现时间远早于楔形文字，按照西方的逻辑，那么岂不是说楔形文字的终极源头在中国？

更为重要的是，楔形文字突然出现、突然成熟，在西亚至今都没能找到文字演化的源头，但文字又不可能突然从天而降，因此楔形文字就未必是苏美尔独立创造的，而应该是参照了中国文字。

双墩刻符：世界上最早的正式文字

1985年，在安徽蚌埠淮上区双墩村，考古发现了一座距今7300多年的“双墩遗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一批刻符，数量高达630个之多，史学界称之为“双墩刻符”（见下图）。

首先，双墩刻符多数刻在隐蔽位置，比如底部位置，说明不是为了装饰，而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与用途。

其次，双墩刻符高达630个之多，如此庞大的数量，显然具备了形成文字系统的基础条件。双墩刻符之前的贾湖刻符，只发现了17个，或许还不能充分说明文字产生，但双墩刻符如此大量的刻符，显然不是“无意义的刻符”。

第三，双墩刻符使用范围极其广泛，距离双墩遗址大约80公里的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距离双墩刻符250公里的江苏镇江句容的丁沙地遗址等等，都发现了双墩刻符，说明双墩刻符是一定地域范围氏族群落之间表达特定含义的记录符号。

第四，双墩刻符出现了两种及两种以上的符号组合，并有主纹与地纹的区别，表达了相对完整的意思。蚌埠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徐大立指出：“刻划符号显现出语段文字特点。”能够表达一个语段意思的刻符，不是文字是什么？

第五，双墩刻符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三大造字方法，占了汉字“六书”的一半。显而易见，在双墩刻符造字法的基础上，又经过数千年的演化，最终形成了甲骨文的“六书”造字法，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

尤为重要的是，在双墩刻符之后，距今5000年—6000年时，中国文字明显越来越成熟，留下了杨官寨陶文（仰韶庙底沟文化）、庄桥坟刻符（良渚文明，见下图）、澄湖刻符（良渚文明）等；在距今4000多年时，更是有山东丁公陶文、高邮龙虬庄陶文、山西陶寺陶文、骨刻文等成熟文字；在距今3000多年时，出现迄今为止中国最为成熟、最为系统的甲骨文。

总之，可能与文字载体不易保存有关，但留下的零星的文字，已经清晰的展现了中国文字演化史，即一步一个脚印，经过数千年的艰难演化，最终从原始文字走向初熟文字、以及成熟文字，其中双墩刻符应当是一种初熟文字。

因此，无论从双墩刻符本身，还是从双墩刻符后的中国文字情况来看，双墩刻符都明显是一种文字。也就是说，距今7300年时，中国已有正式文字，这无疑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楔形文字：没有源头的突然出现

西方史学告诉我们，大约距今5200年时，楔形文字出现，形态已经相当抽象成熟，是迄今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

按照文字演化规律，楔形文字在成熟前，必然有着漫长的演化期才对，犹如中国文字一般。然而诡异的是，无数顶尖专家掘地三尺，探索了数百年之久，至今却没能找到楔形文字的起源踪迹。

对于西亚地区的陶器符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西亚考古史》作者、亚述学家拱玉书指出：“陶器符号在西亚没有影响楔形文字的起源，就目前所知，楔形文字的起源和陶器符号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区域，考古发现的更早的陶文，与后来的楔形文字之间没有传承关系。其中，最为诡异的是万字符，在西亚极为常见，但在楔形文字中却没有踪迹，非常违背常理。

正因如此，拱玉书等学者判断：楔形文字是由一个或一些贤者在短时期内创造发明的（英雄造字观），而不是发展演化的结果。换言之，西亚的某个“仓颉”，突然就造出系统的成熟的楔形文字，导致楔形文字没有源头的突然出现、突然成熟。

问题在于：物质决定意识，艺术源于生活，没有文字演化基础的“英雄造字观”，怎么看都有些唯心主义，很难让人相信。最早记载仓颉的《荀子》一书说，只说是“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如今考古也推翻了仓颉造字传说。因此，某个英雄突然独立造出系统的成熟的楔形文字，怎么看都不可信，除非另有隐情。

因此，如果楔形文字历史没有虚假，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楔形文字参照了其他文字，苏美尔某个英雄参照其他文字创造了本国文字，由此导致在西亚找不到楔形文字的源头踪迹。以考古发现来说，在距今5200年楔形文字出现之前，唯有中国才有较为成熟的文字，所以苏美尔英雄只能参照中国文字，或者说中国汉字西传产生了楔形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