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以帝国而非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为主流政体，但不同的帝国玩法非常不同，不可以一概而论。将两河流域的国王跟秦制皇帝相比，就有以下不同：两河国王的神圣性也就是宗教身份远低于天子；两河国王虽然是行政首脑却必须遵守城邦法律，不像天子可以出口成宪、为所欲为；两河国王处理私事必须求助于私人，而不能像天子那样用公家资源办私事。虽然日后亚述、波斯、阿拉伯、奥斯曼等帝国总体上比两河时代集权程度要高，但相对健康的根基令其社会比秦制帝国活跃得多。
古典作家描述希腊与波斯帝国之间冲突的角度，一方面是自由与民主，另一方面是专制与奴役。从那时起，古代近东社会便被视为东方专制国家的典型。
国王是由军队和高度集中的官僚精英支撑的绝对权力中心，社会中没有强大的力量，例如世袭贵族或批判的公众，也没有其他的权威能够制衡王权机构和限制其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完全控制。
这些概念已经成为欧洲中心历史观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的确在一些古代近东的证据中找到了支撑。与希腊民主英雄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仅是专制的波斯皇帝。从各种各样的材料中可知，公元前一千纪的新亚述帝国就是这种国家形式的主要例证，希伯来《圣经》的叙述中铭记着它征服整个近东地区的凶暴和残忍。
从表面上看，过去留下来的证据很容易被认为是重申并加强了这种传统观点。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通常是以国王的活动来讲述的，这并不奇怪，因为普遍存在的所谓历史文献，与大型建筑建造有关的王室铭文，都太容易诱使历史学家产生这样一种叙述。
亚述王不得不尊重城市议会
这些王室账目似乎是可以用来书写古代近东政治史的原材料。在学术文献中被称为“编年史”的晚期亚述版本，给出了一个有序的、按时间顺序的叙述，集中讲述国王的功绩：“在我统治的第一年，我征服了这样那样的人……”
传统考古的偏好也倾向于强化这些观点。考古学家们的注意力在宫殿和神庙等官方建筑上，他们发现了地基中埋藏的王室铭文，那些是用来纪念所挖掘的建筑物的建造或修复的。并且他们还发现了中央官僚机构的管理档案。那些有可能会找到其他类型文献的简陋的私人建筑，通常都被置之不理。
最早形式的王室建筑铭文只简单地给出了王室建筑者的名字、头衔和家谱，并简要提及了建筑工程。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阿舒尔的古亚述铭文所代表的风格，但该类铭文后来发展为包括统治者其他成就的信息，通常是战争和征服。国王总是最重要的，他以其社会的代表的身份与神对话。
两河流域的王室铭文
在公共建筑的废墟本身，考古学家们自己也很有可能找到以各种方式反映宫殿和神庙力量的文献。几乎在所有时期，书写活动都主要为掌握权力的大型机构服务，因此我们使用文字材料的结果必然导致了对古代社会看法的片面性。社会中还有可能存在另一个并非直接与宫殿和神庙相联系的经济和社会层面，这些风险因此被完全忽视了。
现代学者希望呈现出一个连贯的“历史”叙事，而由此产生的对王室建筑铭文的依赖并不真正尽如人意。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文献呈现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的一维形象，尽管也不得不说，这种意识形态表象下面或背后的政治现实往往很难把握。
公平地说，大多数学者已经接受这些文献作为对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充分反映，毫无疑问，王室文献确实反映了中央机构并描述了真实事件，但这些文献必须有其他证据来平衡。而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政治结构更为复杂，并且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尽管古亚述的王室铭文从未提及战争或征服，但很容易让历史学家们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符合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社会的政治态势，国王是政治、宗教和司法的核心人物。
然而，正是屈尔台培大量私人档案的存在给了我们一个修改和纠正这种印象的机会。让我们以国王埃瑞舒姆 I统治时期的一份文献为例（写在一座不知名建筑的门窝上），文献中国王谈到了他对阿舒尔神庙和城墙的建筑活动：
埃瑞舒姆，阿舒尔神的管家 ，阿舒尔神的管家伊鲁舒马之子，为了他的生命和城市的生命，为他的主，阿舒尔神，建造了这神庙和整座神庙建筑。
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城市遵从了我的命令，我建立了从银、金、铜、锡、大麦、羊毛到埃塔、麸皮和糠皮（的所有东西）的免税制度。
我每铺一层砖，都在每面墙上掺上酥油和蜂蜜。我的主，阿舒尔，站在我旁边，我清理了羊门和人门之间的空地。我父亲曾建造了一堵墙，但我把它修得比我父亲所建的还要高，任何人若不尊重我的工作，将它拆毁，愿阿舒尔神……
在这里，我们读到的似乎是一位充满自信的君主的话，他声称以强有力的方式履行了他对神和社会的职责。他建造了一座神庙，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城市的生命。他还强调，当他开始建设时，城市接受了他的命令，而似乎他随后给予免税是作为对人民支持的奖赏。
然而，在这一施与取的过程中，有一种强烈的相互作用。后来的亚述国王几乎不会说他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这是不言而喻的或无关紧要的，表达这样的想法似乎会削弱统治者的地位。
对于古亚述文献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可以说，我们可以从场景的背后进行观察，把国王的话放在一个更复杂的语境中。因为我们有一封来自卡尼什的信，提到了国王铭文中所说的这种情况。6这是一个名为 nībum的机构写给卡尼什商港的信。这个机构很可能是驻阿舒尔的代表商港利益的一个或几个人。这封耐人寻味的信内容如下：
城市因为防御工事的花销向你们征收了 10磅的银钱。当我们向长老们恳求说“不要派任何使者，否则商港就要承担至少 1磅银的额外费用！”的时候，他们已经选择了一个信使了。
紧急！仔细把这 10磅银封印起来，尽快寄出，这样长老们就不会用愤怒的话来攻击我们了！你们必须注意按照城市的来信写信给其他商港，让他们付钱。让每一个商港听到国王的来信，让他们付钱。如果你们不尽快把钱寄出，我们将不得不从你们自己的资金里扣除后带到这里。
应该说这封信并非直接提到埃瑞舒姆的工程，因为这封信很可能要略晚于他的统治时期。正如上一章提到，至少有 3位国王与防御工事有关。
这封信提到了显然与建筑项目付款有关（大概是决策过程）的一些角色，让我们大致了解了阿舒尔修建城墙事项的审议背景。
在安纳托利亚的商港应该缴纳大量的钱作为修建城墙费用的份额，而且有一个被称为“城市”的权力机构命令他们这样做。为了避免派遣（昂贵的）官方特使执行这项命令， nībum随后向长老们请求。长老们要么是“城市”的一部分，要么就是代表“城市”。
这样一封从该机构寄往卡尼什的信就是被称为“城市之信”和“国王之信”的文件。在阿舒尔协同运作做出决定的这三个机构就是：城市、长老和王。
下面我们回到这三个机构之间的确切关系问题上。这封信强烈支持一个初步结论，即这里的“城市”概念一定是指在各种事务中做出决定的议事会；长老们很可能是这个议事会的一部分；而发给卡尼什的信是国王所写的，这意味着他是城市议事会的主要执行官。
在没有根据这些文献得出广泛结论的情况下，我将简单地坚持认为，王室铭文中贫乏的陈述肯定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其中城市的其他机构发挥着主导作用。
亚述王的宗教身份相当低微
让我们先来分析国王、他的头衔和他在城市政府机构中的作用。提到国王，通常有四个不同的头衔：išši’ak Assur，“阿舒尔的管家”；rubāum，“王
公、国王”；waklum，“监督者”；bēlum，“主”。第一个和第三个是国王自己使用的，剩下的两个是别人用来指统治者的。这四个头衔都显示了对国王在阿舒尔的角色和职能的描述。
第一个头衔“阿舒尔的管家”清楚地表明了国王与城邦之神的特殊关系。他不仅仅是 išši’akkum，他总是“阿舒尔的 išši’akkum”。这一头衔的使用有其非常具体的语境，首先是建筑铭文。
与巴比伦王室铭文的常规做法不同，我们从未发现在早期亚述铭文中国王使用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王室头衔 šarrum，苏美尔语 lugal。因为这个术语似乎不适用于人，而只适用于神。我们从一枚印章上的文献中读到了古亚述世界对政治和宗教现实的格式化表达：“阿舒尔是国王！某某是阿舒尔的管家。”（大司马按：此谓两河流域的国王从身份上不过是神灵国王的代管者，其血缘谈不上神圣，身份比中国的天子差得远。）
事实上，这一模式并非阿舒尔所独有，从巴比伦北部城市埃什嫩那（Eshnunna）发现的同时期的王室印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达：“神圣的提什帕克（ Tishpak）是强大的国王，瓦如姆（ Warum）之王！阿朱朱姆（ Azuzum）是他的仆人、埃什嫩那的管家。”
主要的区别当然是，埃什嫩那的主神提什帕克，不像阿舒尔一样与城市同名。达基基之子国王采鲁鲁，印章上最初发现这种表达模式，他是古亚述王朝建立之前的阿舒尔统治者，但我们在埃瑞舒姆 I统治时期的一个长篇铭文中发现了同样的语句。这段文字是关于国王在阿舒尔的法律体系结构中的作用的，遗憾的是，文字破损得十分严重。
这一头衔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三千纪的早王朝时期它就已出现在苏美尔城邦的政治词汇中，许多小邦的统治者用这一词汇来指代他们对一个城市的统治权。
虽然这个名称与城邦制度有着明确的联系，但其确切含义或意义还没有很好地确立。著名的苏美尔学家索基德 ·雅各布森（ Thorkild Jacobsen）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分析。在这个早期世界里，人和神生活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之中，城市被认为是神的领地（ demesne），包括人类居民，他们是神的仆人或奴隶。一个人被神指定或选择来管理地产，所以他真的是神的管家，即 išši’akkum。
从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开始， šarrum这个头衔在南方被用来称呼人类统治者，后来也成为北方国王的常用术语。
然而，在阿舒尔和后来的亚述，国王的称呼长期保留着 išši’ak Assur模式，强调统治者作为神的助手的作用。在公元前两千纪后期的中亚述加冕仪式上，当新加冕的统治者的队伍从神庙出发穿过城市时，主祭司会喊着“阿舒尔是国王！阿舒尔是国王！”。这种仪式显然带有古亚述模式的回响。
因此，就政治制度而言，古亚述时期的阿舒尔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城市，其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后期的早王朝城邦。从王室的头衔中可以明显看出政治和宗教传统的核心依然得以保留，但要注意谨慎判断。
亚述城市复原图
首先，我们实际上对南方早期城市的政治制度所知甚少，因为我们的大部分信息来自文学作品。其次，虽然在古亚述的政治和宗教制度中，有着非常古老的思想的痕迹，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其保留了原有的含义和意义。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国王所使用的主要头衔使他与城市之神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
当其他人提到国王时，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称谓， rubāum。该词的原始词根意思为“大，伟大”，通常翻译为“王公”或“国王”。事实上，该词语是苏美尔语 lugal的标准阿卡德语翻译，意思为“大人物”，但不知为什么，在阿卡德语中，这个苏美尔语词总是被翻译成 šarrum。
古亚述语想要界定亚述人头衔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并不容易。基于与等级和地位的联系，可以合理地推测，被称为 rubāum的人因为王室家族首领的“王公”身份而被给予这一头衔。这一头衔也被用于所有其他的国王，包括安纳托利亚的国王，而且其阴性形式 rubātum则指代女王。
国王作为 rubāum，他的活动的部分范畴，可以根据卡尼什文献来描述。在法律语境中，他与 ālum“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词所指的是主要的立法和司法机构，即阿舒尔议事会。当文献提到这两个概念时，总是把城市放在国王之前。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名字的顺序定义了所提到的人或机构的相对等级。这一原则可以从信件的开始段落中分析得出。
如果你必须在诉讼语境下宣誓，则需要“以城市的生命”宣誓，但在有些例子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扩展模式：“以城市和国王的生命”宣誓。
现在还不清楚这里的城市是否指的是概念中的城市，即共同体，甚至可能是议事会。我们可以简单地得出结论，国王与“城市”作为权威机构一同出现，且地位在同一水平上，有权惩罚伪证者。
bēlum（“主”）这一头衔使用的情况非常特殊。在描述进入卡尼什商港议事会之前过程的司法文件中，诉讼人有时会要求将他的案件移交给阿舒尔的高级司法部门——城市议事会。这类请求是如此措辞的：“让案件被放到城市和我的主面前。”
亚述王的实际职权也不强大
稍后将讨论的“来自国王的信”表明国王应该确保议事会的决定得到执行。因此，他本人肯定是议事会的成员，可能会主持议事会。他对司法程序的密切参与，从卡尼什的一封私人信件的片段中可以看出。
这封信是由阿舒尔的一组人发出的，这些人代表了著名的商人沙里姆阿舒尔在卡尼什的利益，向他通报了复杂法律案件的进展情况。书写者们解释说，为了征求权威意见，他们“去向国王请教”，然后接下来复述他对他们的回答。
整个事件显然非常复杂，国王的建议提到他们与议事会打交道时应遵循的正确司法程序。重要的是，国王是作为某种法规专家被咨询的。他可以向国民提供有关适当介入时机的建议，这种建议应该是公正的，并不涉及他在争议中的立场。
发送到卡尼什商港的“来自城市的信”充分证明了国王和议事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此类信件是国王以一个新的头衔 waklum（“监督者”）发送的。这是国王给自己使用的第二个头衔，但这个头衔只在精确定义的语境中使用，即作为书信的写作者。
waklum也是在公元前三千纪的文献中就已出现的一个古老头衔，但它似乎从来没有在阿舒尔和亚述地区以外作为王室头衔出现。苏美尔语 ugula（可能是阿卡德语的借词）用于表示工头、监工，并且该头衔指的是官僚和行政体系中的一个职位。
事实上，这与其在古亚述社会中所指代的含义颇为符合，在这个社会中，国王使用该词语的典型语境通常是作为行政系统中的一分子，作为议事会的监督者。
据我所知，发表的和没发表的文献加在一起至少有 27封信件是由国王以 waklum的身份所写。其中约有一半，即 14封，是寄给卡尼什商港的。
信件的目的是告知该机构阿舒尔议事会所做的裁决。这些裁决要么是涉及卡尼什商港的人，要么就是涉及在安纳托利亚的其他亚述人商港的人。现举一例，从中可见这些文献的性质：
waklum致卡尼什商港：
城市已经在圣区做出裁决，（声明：）对于阿舒尔贝勒阿瓦提姆之子舒库布姆（ Shu-kubum）的债权人，每个人都必须通过其证人按照法律石碑上的规定证明其债权。然后，他才可以从他（即债务人的）现有资金中提取他的银钱。
文献的背景很简单：一个名叫舒库布姆（沙里姆阿舒尔的侄子）的商人去世了，正在对他的财产进行清算。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却涉及高度复杂的法律操作，而且这些问题经常会变得非常复杂，以至于它们不得不被提交到阿舒尔的高等法院——城市议事会。
文献告诉我们，城市议事会在台美诺斯（与靠近阶梯门的阿舒尔神庙有关）进行了一次会议，并已做出了裁决。作为议事会的执行官，国王现在将裁决结果传达给安纳托利亚的商港，那里的商港议事会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国王作为 waklum发出的其他官方信件涉及须在议事会辩论中讨论的各种各样的主题。有时候，从国王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他可以自己直接下达命令；有时候，他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已经听说了……”，“我们没有制定新的规则……”）。从整体来看，这些信件表明国王是负责颁布和执行城市议事会决定的执行官。
国王在发出私人信件时也使用 waklum这个名称，这一事实给学者们造成了一些困惑，国王出现在信件提到的世俗事务中，这让他们感到无法接受。
然而，这些疑虑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现在有 8封已经确定是私人性质的 waklum信件。这些信是寄给安纳托利亚人的，国王对他们参与的商业事务也很感兴趣。这里面有 3封信与一个相当不寻常的商业交易有关。
在这次交易中，“宫廷奴隶”阿布沙里姆的儿子阿斯库杜姆被指控对国王有直接的欺诈行为。年迈的国王萨尔贡 I，曾经把大量的货物委托给阿斯库杜姆，他把它们带到安纳托利亚销售。然而，他并没有把出售的收益送回来；事实上，他甚至没有给国王寄一封信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但他却在没有告知国王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儿子带着 40多磅银回到阿舒尔，而且还在城外新买了一批锡送回了安纳托利亚。愤怒的国王现在要求阿斯库杜姆把银钱送来，“否则我就写信让你在商港失信！”
这封信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大概是因为寄信人国王萨尔贡死了，他的儿子普朱尔阿舒尔 II继承了王位，所以阿斯库杜姆也许希望这件事会被遗忘，但是新国王却决心将这件事追究到底。
他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卡尼什的个体商人，普舒肯。这位普舒肯是在安纳托利亚的亚述人群体中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此时的他已经在卡尼什活跃了二十多年，定然是商港中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很明显，国王知道他的重要性，并且非常尊重他，写道：“如果你真的是我的父亲，如果你爱我”。
新国王在与阿斯库杜姆的冲突中需要普舒肯的帮助，他要求普舒肯根据其权限没收至少 1塔兰特（ 60磅）的银钱，“最好是更多！”然后将其寄到阿舒尔。他继续说道：
让我高兴得像你送给我一件礼物一样！我将为你向我们的城神阿舒尔祈祷。你要像对待你自己的钱一样积极！
普舒肯确实采取了行动，但另一封信表明，他未能实现国王的预期，只筹集了大约 10磅的银钱。在第二封信中，国王普朱尔阿舒尔提醒他，他已经收到一封正式的信，授权他从阿斯库杜姆手中没收这笔钱：
你已经收到了我授权你没收（银钱）的信，那人轻蔑地对待我父亲和我。快积极采取行动，让我愉悦！他导致了我的两个仆人死亡，还带走了他们的钱。
这些信显示了国王作为一个个人的角色，像所有亚述商人一样，参与安纳托利亚的风险贸易。值得注意的是，国王依靠的是私人关系的帮助，而不是在安纳托利亚的官方管理机构，其信件的措辞是礼貌的请求，而不是直接的命令和指示。
基于这些文献，伽瑞里得出结论，阿舒尔国王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大商人，同等级中的第一人”。
尽管卡尼什档案中的文献包含了许多非常极端的商业行为和彻头彻尾的欺骗的例子，但阿斯库杜姆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的确异乎寻常，他几乎没有表现出对国王有多大尊重。
最近发表的一些来自 waklum的信件进一步表明国王至少偶尔作为交易的普通参与者。卡尼什的商人乌簇尔沙伊什塔尔给我们留下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私人档案。他显然是一个曾与国王通信的重要人物。
他收到过几封信。信中提到了两三头驴运来的锡和 150件纺织品。此外，这些信件还表明，萨尔贡 I的儿子们，即便不是王储，也是王子们，负责运输和处理国王的货物。这些文献完全是普通的商业信函。写这些信件的完全可以是任何一个能够以合理的方式、无需多大规模进行经营的亚述商人。他们可以将其家庭成员作为代理人或运输者。
对于阿舒尔来说，有一个不一般的现象，就是在我们现有的文献中从没有提到过王宫。当然，国王在某个地方有一座大房子，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指代，正如前文所说，阿斯库杜姆被称为“宫廷奴隶”，但文献材料的缺失让我们想到宫廷在城市的行政和经济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或者可能没什么作用。
这些行政职能与一个完全不同的建筑联系在一起，这个建筑可以称为“市政厅”或“名年官办公厅”的部门。这是缴税以及进行其他经济和行政活动的地方，而且很明显国王在那里也没有特殊的权力。
我们原本以为国王在古亚述时期是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国王的地位应该与同时期的巴比伦和亚述后期文献中所知道的国王的地位相当。然而，这种从阿舒尔的王室建筑铭文中得到的第一印象显然需要重新调整。
阿舒尔的国王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其他部分的地位同样重要；他的地位首先是建立在他与城市神的特殊关系之上的，而且是终身不变的；并且，与一个家族——王室血统——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他的地位是世袭的。
这三个特征决定了王室机构的力量。正是在此基础上，王权在古亚述时期之后的几个世纪发展成了颇为不同的东西。
亚述巴尼拔
后期的亚述王权力才强大起来
事实证明，许多学者很难将古亚述人的情况与对亚述王权的认知统一起来，这显然是因为商业城邦阿舒尔的国王们与后来亚述王国和帝国的统治者们有着巨大的区别。
有人声称，“真正的亚述文化只在公元前 1500年之后才开始”。这必然导致一种普遍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即古亚述时期是无关紧要的，与后来发展起来的“真正的”亚述的概念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如果想要真正了解亚述人的长时段（ longue durée）历史，就必然要把王室机构及其角色和权力的急剧转变当成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必须坚持，古亚述的政治结构并非独树一帜，例如，对于在马瑞王国发现的政治架构的新解读。在金瑞林（ Zimri-Lim）统治时期，部族联合与冲突已经被证明构成了国王地位的核心要素。这足以提醒我们，在青铜时代中期的近东地区还存在着政治权力的不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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