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要知错就改,知错不改是什么心理状态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句至理名言：美德即知识。他认为，生活中一切善的、美的、有益的东西都与人们的智慧或知识有关，并一再强调人的道德行为必须奠基于知识，即一个人只要有了善的知识，他就不会作恶，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善的知识，他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善，也就不可能从善，并进而认为所有恶的行为皆因缺乏有关恶的知识而产生的，就是说，所有恶行都是由于作恶者的愚昧无知导致的，知识的匮乏导致恶的盛行，从而断言没有人会明知其恶而故意为之。如果一个人作恶了，则说明其完全无知。总之，善是出于有知，恶是出于无知，不知善，也就不知恶，人们对善的知识是从恶中区分和辨析出来的，一个人是否有道德行为，完全取决于其对善恶知识的多少。

的确，没有对美德的知识，人们是不可能自觉成为有美德的人的，不懂得什么是正义的人，也难以坚持行侠仗义。同样，不懂得什么是法律的人，肯定就没有法律意识，因而难以成为一个自觉的守法之人；没有道德知识的人必然没有道德情感，也不可能懂得遵守道德规范，自觉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实际上，一个任何知识都没有的人，只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人。所谓知识，无非是人们留下的生活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们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是人类文明、文化的积淀和传承。“一个老人就是一个博物馆”的说法则生动地说明了知识的生活与实践来源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传承。进一步说，知识来源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实践，同时又是人们现实行动的指南和基本前提，如果没有知识，人们的生活将寸步难行。

知识固然重要，但是，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在伦理道德领域里，知识并非万能，知识本身只是中性的，有了知识，人们并不见得就能够按照知识的正确指导而行动，有美德知识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有法律知识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有道德知识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就说明，知识的作用具有双重的性质，它既可以使人趋向善，也可以使人趋向恶。日常生活中的“知错不改”现象，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事实。

所谓知错不改，就是指人们已经知道自己的思想、行为是错误的，并且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将产生的可预期的不良结果或危害，但在实际过程中却仍然继续坚持错误，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明知故犯。简单地说，所谓知错不改，就是说，对于思想和行为上的错误，不是人们不知道其错误，而是人们没有有意识地做到回避错误。具体而言，知错不改就是明知其恶而为之，明知其害而用之，明知其弊而持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人类历史长河中无数历史悲剧，社会生活中不计其数的或大或小的矛盾和冲突，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人们知错不改而造成的。

令人疑惑的是，趋利避害、求荣避辱原本是人的本性，也是基本的道德要求，然而，为什么人们知道自己的思想或行为已经导致或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或危害，却有意坚持，难道知错不改者失去了趋利避害、求荣避辱之本能？答案当然不是这样，因为知错不改者仍然是在维护自身的利益，只是这种错误在最终结果上是既损人也害己，因此，人们有时候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执迷不悟”。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实在是屡见不鲜，俯拾皆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执迷不悟或知错不改呢？

（一）知错不改的政治根源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或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我想，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人们的生活就一刻也没有离开政治，只不过是直接与间接上的区别而已。无论是生活在天涯海角的居民，还是居住在穷乡僻壤村民，谁都无法回避政治对自己生活和行为的影响。即便是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也无不直接和间接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或干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不仅更加直接和快捷地受到政治的影响，而且人们主动参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意识和热情也越来越强烈。政治因素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往往具有最强烈最直接的规范作用，而无论人们对这些规范是认肯还是抵触，是接受还是否弃，政治规范都最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因此，知错不改的现象在很多情况下都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在这里，我们所谓的政治，不是指历史与现实层面以政治活动为职业生涯的政治，而是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来使用和理解政治概念的。如果单从政治学意义上来理解知错不改，这往往涉及大是大非的职业政治问题。然而，实际上，无论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里，就单纯的政治学意义上所谓的政治来说，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直接参与政治的，因此也不可能直接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错误。

但由于每个人的生活都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人们的生活就离不开政治，在客观上也回避不了政治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因此，知错不改的政治根源仍然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对于知错不改的社会现象而言，首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动机与效果影响人们对社会行为的认识与评价。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直接影响人们对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和荣辱的理解，即政治因素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强烈的规范作用。比如，保家卫国是值得赞赏的，但是，由于政治决策的需要，或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全盘考虑，并非任何保家卫国的爱国行动都能够百分之百得到肯定。历史上的或左或右的路线斗争，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等等，其目的或目标肯定是一致的（即都想取得胜利和保全自己），就其原初动机而言，无疑是好的，但由于其行为可能带来的损失、危害更大，最终有可能导致欲速不达或错失机会的结果，因而就成为一种错误。因此，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只考虑动机而忽视效果，唯动机论在政治领域里是绝对行不通的，单凭内心有个善良意志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做到顾全大局，放眼未来。既然如此，人们对是非、对错、善恶、美丑、荣辱的理解就不能不打上政治的烙印，不能不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而使政治首先成为知错不改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是政治上的“等级服从制”使人们不得不知错不改。在政治上的重大方针政策尚未出台之前，人们明知道许多行为和做法是错误的，但由于涉及政治问题，人们不敢擅自改变自己的错误行为。因为，个人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往往会被认为是对政府政策的抗拒和不满，是含沙射影，即使想改变，也只能暗中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而偷偷进行。而对于涉及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似的错误，普通人即便早已认识到其错误所在，多数人也只能错误地坚持。所谓“随波逐流”，所谓“上级未下文，领导未发话就不能轻举妄动”等等知错不改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和人们面临政治上的“等级服从制”之无奈。

三是政治力量对比悬殊致使人们知错不改。正确或正义的力量一时间还压不过错误或邪恶的力量，领导决策权还掌握在坚持错误的人手中，因而使得人们不得不继续坚持错误。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势力占上风，中央红军只能坚持其错误的军事路线，最终只能是明知其错而为之，从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这就足以说明，当真正认识到错误所在的力量不够强大，还敌不过沉迷于错误认识的人的时候，知错不改现象就必然发生。

四是政治信任的缺失，使人产生“一不做，二不休”的心理，故而坚持错误，知错不改。对政治、政策、政府或领导等持不信任的态度，或者说，政治缺乏信任的基础，因而使之成为人们知错不改的重要根源之一。对政治缺乏信任的知错不改者往往认为，政治就是权术或骗术。即便是自己承认并改正了错误，最终也还是不得不充当政治的牺牲品，犯错误的个人无论如何也难逃一劫，只不过是早晚的事。生活中抱“鱼死网破”态度的知错不改者，往往就是对政治、政策、政府或领导缺乏信任感的人。

五是政治权力缺乏必要的有效监督和约束，给知错不改提供了可乘之机。职权的滥用，使知错不改者明知故犯，错上加错。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拥有一定职权的人身上。此类知错不改者往往认为，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足以保证将其所犯的错误遮掩过去，甚至利用手中的职权嫁祸于人，以至于错上加错。

六是制度建设不够健全和完善，尤其是监督机制力度不够，造成制度上的疏漏，给知错不改者留下了见缝插针的机会。“法律之外无禁区”给不少知错不改者提供了打法律“擦边球”的机会。尤其是当人们充分意识到了某些行为和社会现象的严重危害性的时候，法律的滞后性就给这些知错不改者继续开着绿灯。比如对手机垃圾短信的危害、网络黑客的监控等等，都是在这些现象出现后且给社会造成了相当的危害和影响之后才得以规范的，而制造垃圾短信者、网络黑客本身，是早已知道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构成严重危害的，而且其本身的目的就是对他人和社会进行恶意攻击，因而明显属于知错不改或明知故犯的范围。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七是过度敏感的政治环境迫使人们不得不暂时坚持“知错不改”。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政治因素是人们不得不以“说谎”的形式掩盖事实的直接根源。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海外关系，尤其是与台湾有亲属关系的人，要么与海外划清界限，要么不敢承认自己有这层亲属关系，为的是避免受到政治牵连。可见，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错误，必然导致人们日常生活中知错不改的现象的出现。“忠言逆耳利于行”能否发挥作用，多半取决于是否具有宽松、民主的政治环境。

八是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相互“推诿”，使知错不改现象屡禁不止。各种权力纠缠在一起，在权力之间相互制约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协调机制，造成社会责任和义务的缺位，使人们的合理的正当的甚至急需的需要在权力部门相互推诿之间而无法得到及时的满足。

（二）知错不改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五花八门的利益中，经济利益始终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因此，探索知错不改的社会根源，经济根源可以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根源之一。

首先，就总的特点来说，知错不改的行为和现象背后，往往深藏着经济利益的支撑。就其经济根源来说，知错不改的行为和现象，要么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要么是为了守护既得的利益。这种情况下，其“错”仅仅是对他人、集体、国家和社会而言，对其个人自身来说，这种错却成了对，非则成了是，恶则成了善，丑则成了美，辱则成了荣，成了他建立在损害他人、集体、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的真理。这种情况是人们通常称之为极端个人主义、唯我主义或利己主义的行为。

其二是由于牵涉第三者的利益，使得知错不改者难以改正自己的错误，即在主观上“想改”，有改正错误的主观愿望，但在实际行动上却“不敢改”，最终还是在坚持错误。因为，如果知错不改者放弃自己的错误，则势必损害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而容易受到来自其它利益相关者背后或暗中的恐吓和威胁，因而不敢改正自己的错误，最多是做到“明哲保身”。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者、贪污受贿者等等，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牵涉到更多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人而不得不编造谎言，试图蒙混过关。甚至到最后，也甘愿充当“替罪羊”，至死也不改正自己的错误。

其三是所犯错误是罪大恶极者。这种人认为，反正自己只能是死路一条，改正与坚持错误结果都是一样，还不如破罐子破摔。这种人心中始终坚持“一不做二不休”的信条，坚持“不到黄河不死心”和“不见棺材不掉泪”，最终醉生梦死。

其四是给生命“估价”，即通过对自己能力的测算，认为现有的处罚难以胜过既得的利益，明知是不义之财，但为了守住既得的利益，为了追求更多更大的物质利益，就是死了也“值得”。本是无价的生命，面对利益，则成为可计算的东西了。犹如马克思在批判资本的本性时所说：“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能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可见，各种拜金主义者，无不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价值置于金钱之下。

其五是追求眼前利益而忽视或无视长远利益，追求局部利益而忽视全局利益，只顾当代人利益而无视后代人利益的错误。现代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态失衡等人类共同危机，多半都是人们为了追求自身眼前的、局部的、当代人的经济利益而知错不改的产物。

其六是为了牟取自身利益而钻国家和政府政策和文件的空子，玩弄文字游戏。比如，在国家提倡学校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过程中，适当增加对学生社会实践课的开设是必要的，而有些学校则以此为借口，打着“社会实践课”的旗号，把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当作挣钱的工具，不惜牺牲学生大量学习时间去为校方创收，甚至在事实真相败露后，校方还想方设法为自己的错误狡辩，想借用“社会实践课”的幌子来开脱自己的错误。对类似的现象，一首名为《巧立名目》的民谣将其刻画得淋漓尽致：“游山玩水称‘考察’，乱吃乱拿称‘检查’，钱权交易称‘下海’，乱卖户口称‘开发’， 公费读书称‘投资’，乱戴乌纱称‘提拔’，截留公款称‘奖金’，偷漏税费称‘办法’，造成损失称‘学费’，易地为官称‘处罚’。”这就足以揭示“文字游戏”在那些知错不改者手中用于开脱自身错误时是何等的活灵活现。

（三）知错不改的文化根源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文化氛围或文化环境中的人，人们的需要甚或人性都是由其所生活在其中的文化所规定的，包括人们的是非观、善恶观、美丑观、荣辱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等，无不打上蕴育其成长的文化烙印。因此，知错不改背后深藏的文化根源是我们丝毫也不能回避的重要领域。就知错不改的文化根源来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爱面子”是知错不改现象极具普遍性的文化根源之一。“树靠皮活，人靠脸活”是中国人接受的为人处事的面子观。可是，有些所谓的面子，则是虚假的面子，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爱面子本身并非坏事，但必须对“真面子”和“假面子”进行明确的区分。没有正确的面子观，就容易引发一系列的错误。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知错不改，往往是因为碍于“面子”。知道自己错了，却决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错误，特别是长辈不愿意在晚辈面前、领导不情愿在下属面前、富人不愿意在穷人面前、地位高的人不愿意在比自己地位低的人面前承认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认为这样有伤于自尊心，会使自己“失面子”。这种种情况都表明“爱面子”对于知错不改的人来说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从而使人们继续坚持错误。何谓“面子”呢？当长辈的错误是由晚辈指出的，当领导的错误是由下属发现的，长辈和领导就觉得自己不如人，觉得难堪，从而不情愿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自己不喜欢的人指出的错误，也使人们不愿意接受真理，宁肯“抬杠”和“较劲”，也要坚持错误。这就涉及到一个人的心胸是否宽广问题了。一个大度，心怀宽广的人，往往就不会知错不改。而一个人要做到大度和心怀宽广，又与其生活和成长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所谓环境造就人，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此外，由于碍于“面子”，即便有了现存的制度，也存在大量不遵守的情况，尤其是面对亲人、熟人、朋友、上级的制度外要求，也经常出现“网开一面”的知错不改现象。

其次，个人报复心理的作用。这种知错不改者往往以“以毒攻毒”、“以牙还牙”为理由支撑自己的错误行为，认为“你敢做初一，我就可以做十五”。自己吃了眼前亏，就不管这亏是他人有意还是无意造成的，总之就务必要使对方付出相应甚至高出好几倍的代价，即便是既损人也不利己，只图心理上的“大快人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心头恨”，即便结果是两败俱伤，也在所不惜。

其三，知错不改现象的又一个情况是，知错不改者始终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试图通过种种途径能够幸免逃避可能的处罚。这种人常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为托词，自己所犯错误败露了，往往认为是天意。

其四，传统、习俗、惯例等等也是人们知错不改的重要根源之一。生活中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传统、习俗、惯例等导致的，甚至某些法律，都被叫做习惯法。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存在大量按照“惯例”来行事的现象。实际上，很多时候，传统、习俗、惯例等等却往往演绎着“天不变，道也不变”的逻辑，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人类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历史脚步。

其五，缺乏规范意识不能不说是知错不改的文化根源之一。规范意识的缺乏和淡薄，极其容易使人们在有机可乘时见缝插针，置共同规范于脑后。大城市里人们横过十字路口闯红灯时的行为就足以说明规范意识的缺乏和淡薄，这种规范意识的缺乏和淡薄也同时折射出社会生活中其它领域里出现的知错不改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其六，错误的舆论环境导致人们知错不改。社会生活中，有很多知错不改者是迫于怕周围的人冠之以“胆小怕事”的舆论环境而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行为的。“随大流”的社会风气在很多情况下使认识到真理的人难以坚持真理。

其七，“忍文化”使人们知错不改。中国人习惯于“忍”，甚至把“忍”宣扬和推崇为一种绝对的“美德”，并以各种方式和美丽的言词点缀“忍品”之可贵，甚至有人干脆把“忍”字作为彩绘纹身在身体上，以此表示对传统“忍品”之顶礼膜拜。诸如“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好汉能吃眼前亏”，等等，这些无不说明“忍”文化在中国人心中地位的至深至极。人们没有看到，就否定意义而言，“忍”实质上反应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无声控诉、反叛和抗议。在“忍”文化中，“忍”就意味着“让”，因而“忍”常与“让”粘贴在一起构成“忍让”。忍让者往往是据理者，忍让的事往往是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合理的事，被忍让的人往往是理亏之人。而人们一“忍”就兼收并蓄，不分良莠。因此，由于“忍”文化的负面作用，社会中诸多是非善恶开始颠倒，公平正义之声被视为对“忍”文化的否弃。其结果是，明哲保身，正不敌邪，好人怕坏人。

把“忍”文化推崇到极致，无异于把“忍”文化变成了一门压抑人性的宗教。因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此，我们对“忍”文化之宗教性质决不能掉以轻心，而必须对传统“忍”文化进行大力的规范、引导和作出科学的、合理的取舍，做到当忍的则忍，不当忍的就决不能任其自流，危害社会。

总之，知错不改的社会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其背后的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除了上述政治、经济、文化根源之外，导致知错不改现象的因素还有生理、心理等方面的根源。当然，知错不改的社会根源并不像上述分析的那样泾渭分明，大多数情况下是各种根源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每一个知错不改现象背后都不可能是单纯某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究竟是何种因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不能把某一错误的社会现象和行为归结为单纯的某一社会根源，而应当综合地考虑各种可能的因素。因此，当我们分析知错不改的社会根源时，务必全面地、多角度、多层次地对此加以分析。只有找准了知错不改的社会根源，才能够更有力地帮助人们纠正错误，根除人们思想和行为错误产生的根源，使社会个人、集体等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进步，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完善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