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再过几天，就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冬至”了。
冬至，现在排在“二十四节气”的倒数第三。古代则不然，“冬至”曾被看做是一年周而复始的开端。而且，“二十四节气”，是古人以测定“冬至点”为基础的。
问题来了——“二十四节气”为何人所创，始于何时？
有人说，西汉初期的《淮南子》，是目前见到的 “二十四节气”完整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不过，此说未必准确——于战国魏安釐王墓中发现的《逸周书·时训解》中，已有“二十四节气”的完整记载，且还每“气”分为三“候”，五日一候，对“物候”的记载也十分详细。
著名古天文学家张汝舟等先生认为，“二十四节气”在战国之前已十分完备。
更多相关学者认为，“二十四节气”经历了古代先民数千年对天象、物候的观测，然后逐渐完善形成的。
这就是说，“二十四节气”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出于一时。
那么，“二十四节气”起源的时间上限于何时？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证明，这个时间上限，大约在距今七八千年之前。
从广义来说，“二十四节气”可以归入“历法”范畴。然而，严格来说，“二十节气”又不是“纯粹”“完整”的“历法”，而应该称为“时令”。
这种“时令”，大体可分为三类——区别季节；显示气候特征；描述动植物状态。
中国古代历法的一大特征，是“阴阳合历”——以太阳的视运动回归周期为“年”；以月亮的“朔望”周期为“月”，两相糅合。
就“二十四节气”来说，其不管月亮如何运行，而只“计量”太阳的位置——从这个角度说，其属“阳历”；进一步说，“二十四节气”又不管太阳一年中所有的运行轨迹，而只关注二十四个节点——通过这些节点来反映太阳运行规律以及形成的大地上的“时令”“物候”变化。
《韩非子》说：“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
《齐民要术》说：“顺天时，量地力，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可知，远古上古先民琢磨着总结出“二十四节气”这种有关“时令”“物候”的“劳什子”，一定与一万年前中国开始的农业革命有关。
（西水坡古墓遗址平面图）
万物生长靠太阳。万年前的古人，最可能的，就是从太阳的升落与“时令”“物候”的关系开始观察的。
《山海经》中，《大荒东经》记载了六座日出之山；《大荒西经》中记载了六座日入之山。这些记载，应该是远古先民最早通过日升日落测定“时令”“季节”变化的宝贵记录。
显然，这样的方法十分原始且难以准确。于是，古人“绞尽脑汁”或许“突发奇想”，发现完全可以通过太阳照射下人的影子来测量“时令”“季节”变化。
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中，在象征天象的图案里，专门摆有人的大腿骨，由此可以证明最初的以人测影的存在。
人的大腿骨称“髀”。而“髀”又是后来用来测影的“土圭”“圭表”的另称。记录先秦天文学成就的《周髀算经》，亦透露出了古人曾以身高测量太阳影子变化的古老历史，说——
周髀，长八尺。髀者，股也。髀者，表也。
八尺，恰好就是古人所认为的人之“标准身高”。
古人的进步，是发明了专门用来的测量太阳影子变化的“髀表”“土圭”“圭表”，还称作“槷”“祖槷”或“中”。
“圭”，是测量阳光影子长短的“玉版”；“土”，即“度量”之“度”。
《周礼·考工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测）日，以土（量）地。”
《周礼·夏官·司马》：“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测）日景（影）。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注》：“土方氏，主四方邦国之土地。”就是主管“测日”，丈量土地和修建宫宅庭院的专职官员。
先民观测日影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二绳”。
《淮南子·天文训》：“子午、卯酉为二绳。”
“子午”，就是正南正北的“子午线”；“卯酉”，则是正东正西的“卯酉线”。
（安徽双墩遗址出土7000年器物上的“二绳”和“亜”字形图案）
古人称“二绳”为“四时”。
因为，“子”为“冬至”，“日短至”，白天最短；“午”为“夏至”，“日长至”，白天最长。这两个时刻的日影，却相反，为最长和最短。“卯”和“酉”，白天黑夜一般长短，用现在的话说，太阳正好直射在地球赤道上，是“春分”和“秋分”。
考古发现，距今七千年前的安徽双墩遗址出土器物上，刻有众多“二绳”图案。可知，当时的古人，已经测定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
上面所说的“四时”，又被称为“二分二至”，代表着冬、夏；春、秋四个季节。
“四时”，又代表着正北、正南、正东、正西四个方向。因此，古人又称之为“四方”，这就将“时空”巧妙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由于季节不同，古人将“四时”表述为“四风”，由四个神分管。殷商卜辞中，多有对此四神的祭祀记载。
很明显，这四个神，对于农耕的“时令”“季节”意义重大。
由此，“二分二至”奠定了“二十四节气”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基础。
然而，古人对太阳的观测并未止步。他们发现，在“四时”之间，当太阳升落的位置和时间逐渐变化的时候，还有明确的“时令”“物候”特征出现。
《淮安子·天文训》：“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
上述四条连线，分别处于“二绳”每个90维度之间的45度。
如果将“二绳”的两条线平行向外扩展，就会得到一个“亜”字形图案。上下的四个角斜线相连即为“四钩”。
《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置历官）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但鸟氏，司闭者也”。
“分至”，即“二分二至”。“启”，指立春、立夏；“闭”，指立秋、立冬。
这样，分至启闭，就成了太阳运行的八个“节点”，古人称“八节”，也是古代人们最重视的“时令”，同时让“二十四节气”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从前面那张双墩遗址出土器物图上，可以看出，距今七千年前，当时的古人已然掌握了“分至启闭”的对日影的观测成果。
至此，再进一步发展到“二十四节气”，已经很简单了——继续观测，将“分至启闭”的每两个节点再细分为三份，就OK了。
距今约4300年的陶寺遗址，不仅出土了目前所知最早的“土圭”或曰“圭表”，还发现了非常壮观的古观象台。据考古工作者实地测量，从观象台立柱之间射出的日影，已经可以准确测定二十个“节气”。
前面说到了，古人认为“四时”有不同之“风”，而风即气也。从“二分二至”开始，就已经奠定了“节气”一称的基础。
最初的“二十四节气”，古人将太阳视运动一个回归周期，平均分为二十四份，这叫“平气”。照此计算，从立春开始，每隔15又7/35日就是一个新的节气。
因为太阳的视运动周期并非匀速。“平气法”的缺陷，至少在隋代就被刘焯发现了，但他没能很好地解决。
唐代僧一行，在他的《大衍历》中说：“日南至，日行最急。急而减损，至春分，及中，而后迟。至日北至，其行最舒。而渐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后益急。”
他为了计算太阳的任意时刻位置，发明了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公式。再至元代的《授时历》，三次差计算也被纳入了。
这样确定“二十四节气”具体时间的方法，叫做“定气法”。
现在仍在沿用的农历，即采用“定气法”确定“节气”。
限于篇幅，无法详述。
总之，“二十四节气”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古来的文化史和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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