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为什么是明朝最具争议的皇帝

明朝堪称中国历史上培养文人士大夫最出色的王朝。文人士大夫以儒学中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面对皇权暴力时，宁死不改其志。纵观二十四史，死心效命朝廷的忠臣，明朝最多，可恰恰是这么优秀的王朝，臣下如此贤明，皇帝却一个比一个奇葩，明朝忠臣受到皇权暴力的伤害也最大。

明神宗万历皇帝堪称中国历史帝王中最有耐性的人物。为了一个太子的人选，万历皇帝能和朝臣杠十五年之久，十五年不立太子，即所谓的“国本之争”事件

一、国本之争的由来

一国的继承人，太子的册立，非儿戏。册立太子不同于百姓家里的财产继承人。百姓家，老爷子喜欢哪个儿子，哪个儿子继承财产即可。但是放到国家层面就不行，古代家国一体，皇家的事就是天下的事，太子是未来储君，所以册立谁为太子，不是单单由皇帝说了算，而是要综合大臣们的考量。

万历皇帝虽然早就册立了王皇后、刘昭妃，但二人均无产子。万历九年（1578）明神宗在生母李太后宫中宠幸了宫女王氏，王氏随即有孕。但是神宗嫌宫女王氏地位太低，不予承认。好在有皇帝起居注和皇帝所赐宫女之物为证，加之李太后盼孙心切，逼着神宗承认宠幸过王氏，神宗无奈之下只好封王氏为恭妃。王恭妃生神宗长子朱常洛。

当时万历皇帝最为宠幸的是郑贵妃，郑贵妃在王恭妃之后产子，即万历帝三子朱常洵（神宗次子早夭）。《明史》记载：“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竄镝相踵，而言者不止”明确说明了争国本的起因。按规矩，太子应为皇后的嫡长子，皇后无子，应按长幼顺序继承。太子必须尽早确立，因为太子是一国之本，即“国本”，关乎大明江山的传承，可神宗久久不立“国本”，长子常洛的生母王恭妃的地位也久久不能提升，而神宗爱妃郑贵妃却即将升为次于皇后地位的皇贵妃，这让群臣怀疑神宗想要弃长立幼。于是群臣纷纷上书请求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固国本。

二、万历皇帝的态度

万历皇帝对立太子共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坚决反对立长子朱常洛。以当时的大学士申时行为代表多次上奏，请求万历皇帝立长子为太子，神宗不予理睬。如果说神宗对大学士申时行相对客气，那么小官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先后上疏，请求立长子为太子，这三人皆被神宗降职罚俸。神宗对大臣们请求立长子的奏折留中、不理睬，甚至采取了不上朝的对策。

万历十八年二月，因万历皇帝的不予理睬，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上疏请求罢免自己，以给皇帝施加压力。内阁首辅、次辅、大学士四人竟要全部离职，这在当时轰动一时。至万历二十年正月，群臣因再次上疏立长子为太子，几天之内“帝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斥为罢免的意思。

第二阶段：万历皇帝采取拖延战术。万历二十一年，神宗提出三王并封，同时封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五子朱常浩为王，等将来皇后无子再议太子之位。三王并封，无疑取消长子的优先继承权，这让朝臣哗然，群臣争先恐后上疏反对，万历皇帝被迫取消三王同封。万历二十四年，礼部官员上奏，长子常洛已到婚配年纪，但婚礼仪式采取什么礼节，希望皇上做主。因为礼部如采取藩王之礼，过于低疏；采取太子之礼，又未免僭越，只能指望皇帝的意见，也是考察皇帝的态度。万历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以国库经费不足为名，要求婚礼延后。

第三阶段：被迫承认常洛的太子地位。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九卿、科道、都督府等衙门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朝廷百官集体“伏阕”“逼宫”，这迫使万历皇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冬天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但同时也册封了三子常洵为福王。次年二月，以太子之礼给常洛婚配。

三、国本之争的影响

“国本之争”结束了，但是它对日后明朝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导致了明朝灭亡。

首先，在争国本事件中，大臣们并非铁板一块。万历朝大臣分两派，分别是：支持立长子的册立派和支持立三子的反册立派。两派明争暗斗，甚至影响后来的朝局发展。在“国本之争”中被贬为平民的赵南星、顾宪成回乡后即发展出东林党，并与朝中册立派遥相呼应。而朝中其他派系（齐、楚、浙）则与之针锋相对，以后则发展为东林与阉党之争，甚至南明只剩半壁江山是双方还在争。

其次，虽说明代皇权极大，但“国本之争”的结果表明，皇权作用在下降，士大夫的作用在上升。自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就不上朝，国家官职空缺甚多，甚至地方大吏布政使、按察使都有空缺，孟森先生所言“帝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但国家照常运转，可见皇权独裁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