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汝才为什么要杀李自成,张献忠和李自成为什么剿灭不了

1、

粗通文墨的中国人，对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个大名鼎鼎的农民领袖，都会有一些初浅的了解。作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人物，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战争，是导致享国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原名李鸿基，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双泉堡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自成家里几代人以来，一直以养马为生，家境中等，是故李自成小时候和侄儿李过一起上过一段时间私塾。父亲死后，家道中落，李自成不得不到一个姓艾的地主家里放羊抵债。

成年后，李自成到甘肃当边兵，后来又回到陕西做驿卒。一生节俭得到了荒唐地步的崇祯，采纳毛羽健和刘懋的建议，裁撤了全国驿站，于是驿卒李自成下岗。

没法再在驿站混下去的李自成要想活命，就得另谋生路，而这所谓的另谋生路，对一个生逢乱世、不事稼穑的粗豪汉子来讲，只有杀人越货才是最简单、最直接可行的。这样，李自成于崇祯三年加入到了造反者行列。

明末农民起义源自陕西和山西，分散成各不相属的山头，自称闯王的高迎祥是这些山头名义上的盟主，只是这个盟主乃是荣誉性质的，他和各个山头之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属关系。因为高迎祥是自己的舅舅，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过边兵和驿卒的李自成与其他纯朴的农民相比，要算见多识广，足智多谋，所以他加入农民军不久后，就被任命为闯将，统率一支将近一千人的小队伍。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他和李自成有着诸多共同点：同乡（陕西定边人）、同龄、同样当过兵，甚至在同一年加入到了农民起义队伍，后来又成为明末农民领袖中一时之瑜亮式的大佬。崇祯三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暴动。他自号“八大王”，又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嘉胤，后来自成一军。

2、

尽管后来李自成的名头比张献忠更响，势力也比张献忠更强，但追根溯源，在起义的最初几年里，张献忠的地位要比李自成为高。明末农民战争史上著名的荥阳大会于崇祯八年召开时，张献忠已是与高迎祥、老回回、曹操分庭抗礼的十三家领导人之一，李自成则只是高迎祥的部将。不过，李自成的个人素质和才能，很快使其脱颖而出。

明末农民军初起之时，大多数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的队伍，基本没有远大的政治诉求，一般只是攻城掠地，把粮食吃光了或是围剿的官军来了就往山里跑，偶尔也打几仗，天才地创造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实用军事理论。与其说他们是一支支队伍，不如说更像一群群越聚越多的蝗虫。

由于破产的农民持续增加，这些队伍也就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前面的战死了，后面的继续跟进，因此才会出现朝廷对农民军进剿得越厉害，农民军反而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的怪圈。不幸的崇祯和他的大明王朝，就掉进了这样的怪圈。

如前所述，如同过江之鲫般的农民军，他们互相之间大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隶属关系，而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相对独立状态。官军正是抓住了农民军的这一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使得农民军在崇祯七年前后遭受了相当大的挫折。

如何应对官军的各个击破，成为各路农民军首领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荥阳大会于崇祯八年召开。会上，十三家领袖议而不决，拿不出一个能够让众人信服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李自成以一个级别低下的闯将的身份发言，他提出：匹夫也可以奋臂一拼，何况我们有十万之众！现在，我们的部队相当于官军的十倍，哪怕就是守卫辽东的关宁铁骑赶来，也不怕它。现在的惟一办法就是分兵出击，各自开拓一片天地，至于成与否，那就听天命吧。

李自成的提议得到了十三家领袖的首肯。就在这次会议上，农民军作了战区划分：革里眼、左金王抵挡川、湖官军；横天王、混十万抵挡陕西官军；曹操、过天星守卫河上；高迎祥和张献忠经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射塌天、改世王作为增援部队。李自成的另一建议也得到了十三家领袖的认可：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均分。

3、

荥阳大会后，李自成作为高迎祥的部将，随同高迎祥和张献忠联军东下，由河南而安徽，攻下了朱元璋的老家中都凤阳，朱元璋家的祖坟被扒，朱元璋出家的寺庙被毁，大批官员和富人被处死，消息传来，朝廷震恐，崇祯不得已下了罪己诏。

也就在这时，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发生了有史可查的第一次冲突：两位农民领袖因为争夺战利品――主要是乐工和乐器――竟至反目成仇。此后，李自成分兵西进。两年后，高迎祥被明军俘杀，李自成继承其衣钵，正式成为与张献忠平起平坐的十三家领导人之一。

在十三家领导人中，李自成和张献忠是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紧随其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则是绰号曹操的罗汝才。罗汝才先前独自带领一支队伍，在谋士吉珪的辅佐下，时或招安，时或反水，几度反反复复，给人的印象的确如戏剧舞台上的白脸权奸曹操。因此，当不少农民军在和官军的对决中被瓦解或大大消耗时，他的势力却在稳步增长。

随着时局的发展，无论李自成还是张献忠，抑或明政府，都意识到如果能把罗汝才拉到自己的阵营中，将具有根本性的势力增长。当时，罗汝才选择了和李自成合作。按正史的说法，李自成善攻，罗汝才善守，两人联手，正好可以优势互补，但两人的关系始终是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用今天的时髦话说，那是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

两人约定，凡是攻下城池所得子女玉帛，按照四六比例分配，即罗汝才得四份，李自成得六份。打个更通俗的比方，相当于两人各自投入一部分资金，开办了一家股份公司，公司股份上，李自成占大头，处于控股地位，任董事长，罗汝才占小头，任总经理。

从史料记载看，这家公司的经营业绩不错：李、罗联手后，他们时分时合，先后在河南和湖北一带连续几次打败官军主力，并一举攻克湖北重镇襄阳。李自成攻下襄阳后，自封为奉天倡义大元帅，以襄阳府为襄京，标志着他已不满足于以往猴子掰苞谷式的游击作战，而是想要从行商变为坐商，建立自己的政权。作为李罗集团的合作伙伴，罗汝才被李自成封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

4、

西谚说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东方智慧则认为，由于人的劣根性，大多数人都只可同患难，却不能共富贵。遗憾的是，闯王李自成也属于这大多数人之一。李自成本人一向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罗汝才却妻妾成群，即便在官军步步紧逼的困境下，军营里也养着几支戏班子。

对此，李自成很看不起他，认为罗不是一个能够成大事的人。随着李罗公司越做越大，李自成担心罗汝才将来会尾大不掉，于是动了杀机。

崇祯十六年（1643）初夏的一个早晨，李自成派出一支精锐小分队，这支小分队毫无征兆地冲进了罗汝才大帐，将还在睡觉的罗汝才杀死在床上。罗汝才的军师吉珪也于事后被杀，罗汝才所部二十余万人马除了少数哗变逃离外，大部分被李自成整编。这家曾经业绩不错的股份制公司，以李自成独吞全部投资及收益告终。

李自成之所以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情况下火并罗汝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者则莫过于一山不纳二虎，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思想在作祟。当时河南的一个叫郑廉的士大夫评论此事说：“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

从李自成——张自成或王自成其实也一样——的人生轨迹和行事风格，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农民领袖的渐变轨迹：无法谋生——揭竿起义，目的是为了不饿死——不饿死的理想实现了，进一步希望扩张势力——势力进一步扩张了，希望能打败围攻的官军——官军被打败了——消灭其他碍手碍脚的潜在对手——进入北京城称孤道寡。

5、

李自成和罗汝才的从合作到谋杀的嬗变，如果说其中掺杂了李自成对罗汝才个人品行的不满的话，那么李自成和张献忠这对貌合神离的合作伙伴，其实质则是互相提防、敌视，乃至随时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

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张献忠受朝廷招安，屯兵于湖北谷城。是时，李自成被洪承畴击败，带着百余人马前往谷城投奔张献忠。张献忠不但不予接纳，反而准备干掉李自成，幸好李自成警惕性高，事发前一个人骑着一头驴子，仓皇狂奔六百里，从商洛的山路间脱逃，投奔到老回回（即马守应）营中。受此惊吓，李自成满腔愤怒，一病数月。

这个仇，李自成不会忘掉。三年后，张献忠在河南信阳被左良玉击败，几万人投降，要不是遇上天降暴雨，腿部受伤的张献忠也差点成为俘虏。就像当年李自成势穷时来投一样，张献忠也带着几十名残兵败将，前往投奔李自成。

李自成没法不想起屈辱的谷城往事，他只是一个起于草莽的农民，信奉的是江湖义气——既然你当初不仁，就休怪我今日无义——他也不打算收留张献忠，招待很不客气，并想趁机把送上门的宿敌消灭。

罗汝才和张献忠交情不错，出面替张献忠说了不少好话。在罗的苦劝下，李自成勉强打消了杀张的念头。但张仍然处于危险之中，罗汝才给了张献忠五百人马，叫他尽快离开是非之地，张献忠于是转向湖北发展，李、张二人的矛盾公开化。

1641年开始，李自成发展势头比张献忠更猛，先是吞并了罗汝才部，后又接连干掉了昔日的另一些合作伙伴，如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小袁营袁时中、乱世王蔺养成。那位曾在他穷途末路时收留他，并为他治病养伤的老回回，虽然没被处死，但也被剥夺了兵权。至此，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只余下了李自成和张献忠。

这时，张献忠刚刚攻下武昌，李自成心里很不爽，他派人以贺喜为名赶到武昌，警告张献忠说：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杀，下一个就轮到收拾你了。这不算，他还公开张贴出告示，宣布“有能擒献忠以献者，赏千金”。张献忠的愤怒和仇恨可想而知，但他自忖目前不是李自成的对手，只得放弃刚到手的武昌及周边县份，率军进入湖南以图发展。后来，他又溯长江而上，进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权。

6、

随着甲申年的到来，张献忠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势力都更强大——地更广，兵更精，名更著，粮更多；但势力的强大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让他更加焦躁不安。焦躁不安的原因在于，李自成发展得比他更快，势头更猛。

依据时间推算，正当张献忠围攻重庆时，他获知了李自成进京、崇祯自缢身死的消息。这一消息对张献忠来说意味着李自成几乎彻底地把自己甩在了后面，他一向不服李自成这个昔年地位远不如己的同庚加老乡，一直在和李自成较劲儿，但现在李自成终于先自己一步推翻了明王朝。

在张献忠看来，拿下京师差不多就意味着神器在手，就能像当年的刘邦或朱元璋那样，从一个农民领袖一跃而为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了。因此，在张献忠眼里，李自成进京乃是甲申年最大的噩耗，这一噩耗导致了他后来自暴自弃式的恶搞。

有关张献忠的一件流传甚广的小事可以证明张献忠内心深处对李自成的嫉妒和不服：张献忠攻占成都后，派出细作深入民间，凡偶语触及者皆处死。一夜，有两夫妇在床上闲谈，其夫斥责妇人说：你说的都是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细作探听到后向张献忠汇报，张献忠笑着说，他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就是我张家要胜过自成的李家之兆也。

总之，张献忠无法忍受极度的失落和不服，但李自成远在京师，且势力在自己之上，对他只能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所作为，他只能把四川，把他打下的一座座城市及其人民当作出气筒——张献忠对李自成的忌妒与仇视，不知不觉转嫁给了四川民众，倒霉的四川民众成为了可怜的替罪羊。

李自成的成功导致了张献忠某种程度上的自暴自弃，这一点，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致信，但鲁迅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他曾经精辟地总结道：

“他开初并不想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7、

通过上面的简单叙述，我们大体能洞悉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真实而耐人玩味的关系。他们的确曾是合作伙伴，但更多时候却是不折不扣的竞争对手。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比他们和自己的敌人――大明王朝――之间的矛盾更缓和。

关于李张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转换，我曾在《１６４４：帝国的疼痛》一书中总结过，“起义之初，当各股农民军的势力都还不够强大，都还不足以和政府分庭抗礼时，当他们面临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时，本能的利益驱使下他们召开了荥阳大会，并做出了联合对付官军的决策。这时候，应该说，各股农民军之间没有很大的矛盾。

但是，当他们各自都拥有了一定的地盘和势力，官军并不是最主要的威胁时，他们之间就开始了彼此寻找机会吃掉对方以便独大一方的博弈。事情至此，农民军已不再是当年那些活不下去的饥民组成的乌合之众，而是旨在争夺天下，至少也是企图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利益最大化的一方诸侯。”

令人惊讶的是，数十年来对李张关系的主流定论，是将他们定位为肝胆相照的革命战友。在G70高速的湖北十堰谷城出口处，挺立着高达十多米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雕塑，即取材于前面讲过的李自成差点丢了性命的谷城之会。在现代语境里，谷城相会时的险恶被着意隐去了，向我们传达的是另一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所谓双雄会。

根据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改编的《双雄会》和《谷城会献》两部影片，都以李张的谷城之会为蓝本。影片中，李张二人虽有些小矛盾，却是坦诚相见的农民领袖，在中间作崇的只是张献忠的军师徐以显。两位农民领袖如同亲密的战友，在谷城这个偏远的地方，结成了矢志推翻大明王朝的同盟。

当他们的四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时，恍然之间，观众能想到的一个最现成的词语就是革命战友。至于革命战友的艺术油彩背后，真实的历史上的那些你死我活，则被轻轻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