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上海地名的变迁

江西地名研究

地名，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聚居和活动所逐步形成并趋于完善的一种地域称谓。它既是人们约定俗成或由团体、机构等部门所定名的产物，也是便于人口交往和活动的地域标志。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地名是一种人为的产物和现象，也随着人口及其活动的变迁而变迁。

上海，这个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主要是由移民所构成的市政区系，在其地名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变迁过程中，移民自然起着不可忽视、甚至极其重要的作用，并由此产生了以移民为缘由的地名，即移民地名这一类型。

移民地名，顾名思义是一个地区移民与地名相结合的产物。并且，随着移民的增多、繁衍和扩散，移民地名也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从最初的村落逐步扩大到一乡一镇、以至于整个区片。因而，移民地名均因其移民人数的多少和聚居范围的广狭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和影响，而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和表现出地名变迁的各自历程。

但是，由于历史上对移民与地名的变迁状况不够重视，故而，表现在对地名的研究之中，往往难以寻觅到其历史的缘由及其发展的脉络，因而，不仅是对历史地名，就是对现存地名，也大都是只知其名而难尽其由。正是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移民在上海地名中的作用及移民与上海地名的变迁作一初步的剖析，以企方家的重视，从而，逐步填补上海移民地名这一历史发展的空白。

一、移民在上海地名中的作用

移民在上海地名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上海移民地名的历史的久远、数量的普遍和范围的广泛等三个方面。

在其历史渊源上，就连上海简称“申”的由来，也传说于战国时期楚国黄歇被楚考烈王封为春申君后，其封地亦于考烈王十五年（前249年）从淮北迁往江南，并领有上海西部地区，他命人开凿疏浚的大江，便名黄浦、黄歇浦，或称申浦、春申浦，亦名申江、春申江，即今黄浦江。而“申”、“歇浦”、“申江”等名也就成了上海的别称。至于上海华亭的由来，更是早自春秋时期吴国君主梦寿（前585-前561年）曾“筑华亭于其国之东、松江之南，以为停留宿会之处”，故名华亭，而唐天宝十年（751年）定名的华亭县名也源之于此。而在上海古代主要是以家族姓氏命名的地名中，据现有的史志资料所载，远自汉代就有此类移民地名的形成。如孔子的后裔、第二十二世孙孔潜，为后汉时太子少傅，后避地于海隅乡（今青浦县大盈乡天一村），因家焉，遂命名其所居之地为孔宅。至唐末五代时期，闽国高州刺史、福建泉州人章仔与妻练夫人屯戎浦城，居于青浦，遂命其居住之地为章练塘，并一直沿用至民国，现改为练塘镇。

宋元以后，此类地名随着外地移民的逐渐增多，特别是北宋南渡与明、清鼎革之际，更有大批士族门阀及至平民百姓南渡北迁而纷至沓来，“此中阀阅，多由南渡”由此形成的姓氏移民地名亦也为数不少。其中著名的有北宋时期的瞿家湾、瞿家路、瞿家园等，为宋嘉定年间（1208-1224）河南开封人瞿榆维，官监南汇下沙盐场，卜居鹤沙，子孙繁衍，逐于定名；而位于闸北区大宁街道北部的杨湖宅，则为杨家将的后代由河北避难迁此所得名。南宋时期则有孟家堰，是为亚圣孟子五十四世孙孟观在其祖父孟忠厚扈跸南渡、赐弟苏姑（今苏州）后又继迁至金山枫泾而得名，而位于普陀区石泉新村街道的侯家宅，也是为宋崇宁丙戍（1106年）进士、官至枢密院副使的山西河东人侯细，随高宗南渡后因遭秦桧诬陷而隐居于此所得名。明代，则有宝山月浦的滕巷，是为官至大司马的江苏吴县人滕思勉在明清鼎革期间避难于此而得名，而现仍为徐汇区区片地名的钱家塘，则为明中时浙江杭州人钱南泽移居之地；闵行镇，是为明嘉靖年间山东人闵其卜居之处······有清一代，此类地名大量涌现，仅就上海市区而言，有史可查的就达近百处之多，其中著名的如现今仍为普陀区区片地名的朱家湾，是为清初安徽朱姓族人逃荒居此而得名，而今仍为虹口区区片地名的陈家宅，则为乾隆年间安徽陈氏一族逃荒至此所命名，至今仍有陈氏后人居此······。总之，因移民而缘起的上海移民地名，几乎是有史以来即已形成，并且，随着移民的逐代增加而相应的发展，并始终占有上海地名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同样，在其数量的普遍上，移民地名也是古已有之。在古代，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维系，人口的聚居地名亦大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姓氏来命名。在这些以姓氏命名的地名中，除部分已考据认定为移民地名外，其尚未考据成因的姓氏地名中，大都也应该是从别处移居者的姓氏命名的。只不过这些移居者有的是从本市他县或本县他地移迁而来，有的是由外省市的移民所构成。但无论怎样，对于当地而言，他们都是移民。而若终穷其源，则基本上均属于外省市的移民或其后裔的衍散所构成。这从上海乡、镇志中的姓氏溯源中亦可知悉。这些乡、镇姓氏基本上都是从原来的一姓，少姓而逐步扩大到多姓，而这些多姓的由来就是后来的移民迁入所导致。如奉贤县南桥镇，在后晋五年（940年）时仅有一族蒋姓，至南宋初才有于、秦、谢、黄、张、赵（于本姓及其妻、媳和孙媳）6个姓氏。南宋末年，又增加了徐姓。至元代，又增加了江、何两姓。明代则增加了唐、鞠、项、陆四姓。至清代才增至庄、戴等36个姓。到解放后才达318个姓氏，其中以张姓最多；再如原川沙县高桥乡，最初聚族而居的仅有瞿、陆、顾、蔡、凌、马、施、黄个姓氏，亦称高桥八大姓，到1987年时已发展到203个姓；又如青浦县商榻乡，宋时仅有蒋、陈、王、张等四姓，元时又增至朱、沈、周等姓，明代又添顾、金、李、薛四姓，清代再增孙、冯等9姓，到1985年已增至141个姓；而青浦县朱家角乡，最初仅有张、王、吴三姓，尔后，随着人口的流徙变化而逐渐增加，到1985年时已达226个姓，其中仍以张姓为多······。

这种从一姓、少姓发展到多姓的状况，在本市各县的乡、镇及村落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以姓氏命名的地名也同样是普遍存在。这不仅反映了上海人口主要是由移民所构成，也反映了古代上海地名也主要是由移民地名所构成。就是以当代现存的市郊结合地区自然村（宅）地名来看，以姓氏命名的村（宅）地名几乎占整个地名的一半以上，而在郊县农村村落的地名中，以姓氏命名的地名数量则更为普遍。

近代以后，以移民籍贯命名的移民地名随着大批同县、同省的外地移民的到来而大量涌现，特别是在上海市区，有史可查的就有近百个之多。其中著名的有虹口区东武昌路和福德路的广东街，四川北路961弄的江北路；闸北区的海昌路；普陀区潘家湾支路上的湖北弄、湖北弄堂；长宁区宣化路226弄的南通村；杨浦区杭州路492弄的苏北村；南市区的江淮路；······其他，如以移民社会组织命名的会馆、公所地名，其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特别是近代以后，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仅南市一区，就有近三十个会馆、公所。而其他各区、以至市郊城镇，也均有或多或少的会馆、公所的地名。其中著名的有南市区的三山会馆、江西会馆、漳泉会馆、湖北会馆、湖南会馆、四明公所及闸北区的锡金公所、杨州公所、福州会馆；徐汇区的安徽会馆、燕平会馆；卢湾区的山东会馆、台州会馆、洞庭山会馆······。

同时，在其范围的广阔方面，则主要表现在它的地域分布的广深和类型组合的广泛上，而由此两者的有机组合，则构成它的时间的连续和空间的延伸，从而，从总体上体现了它的范围的广阔。由于自古以来，上海移民遍布于上海各个乡、镇以至于村落之中，近代以后，又更是遍布于上海市区的各个角落，以至于在1950年1月上海人口的籍贯构成中，本地籍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5.1%，而外地籍人口却高达总人口的84.9%。因而，上海人口，特别是占上海人口三分之二的市区人口主要是由移民所构成的。正是由于移民在上海人口结构上的主导地位，因而，由移民而缘起的移民地名也自然地在其空间上遍布于上海的每个角落。而在其类型的组合上，无论是在古代主要是以移民姓氏命名的移民地名，还是近代主要是以移民籍贯命名的移民地名，或是以移民的社会组织、建筑、姓名以及职业等类型的移民地名，都反映了移民在上海地名上的这个作用。

如在以移民建筑命名的移民地名中，远自古代历代移民移居之处的房屋、桥梁、花园、庙宇以及河道、墓地等等，近自近代以来移民修建的高楼大厦、私家园宅以及道路、学校、商店、工厂等等，也都是广泛布于上海各地。其中著名的如宋代嘉定练祁塘由河南开封人强赟所居建造的嘉树堂；元代青浦县青龙镇由江苏江阴人王逢所居建造的梧溪精舍；明代由西域静洲雍古部落回人马季子移居南江竹冈时所建筑的怀静轩，以示怀念静州之意；至清时，有光绪九年（1883年）年由浙江海宁人徐鸿逵筑于闸北唐家衍的徐园；而近代著名实业家、浙江镇海人叶澄衷所筑的叶家花园，更是名闻遐迩；至于墓堂建筑，就有元时青浦县唐行镇上的雷家坟，是为元至正年间江西人雷氏一族避难至此，后裔皆葬于此而得名，也有清咸丰年间松江谷阳门外的新安义园，是为安徽籍移民死后掩埋之处，占地广达170余亩；更有1916年建于闸北区大宁街道的联谊山庄，为安葬广东籍移民之处，占地广27达公顷。······而在以纪念某一移民而命名的移民地名中，著名的就有宝山吴淞的化成路，是以纪念鸦片战争中抗英名将江南水师提督、福建同安人陈化成所致；以及杨浦区的其美路、马玉山路、黄兴路；卢湾区的自忠路；黄浦区的朱葆山路；徐汇区的涤根路；闸北区的晋元路等等。而以移民职业命名的移民地名中，亦有明清鼎革之际的闵行韭菜街，是为浙江归安人张义荣避乱居此，种韭养母而得名；而上海县陈行乡的染坊宅，亦为清末江苏南京人钱明洲移此开设染所致；其他还有分布于徐汇区各街道的诸如粪桶浜（番禺路801弄附近）、柴禾浜（龙华镇北部）、垃圾滩（龙华镇南部）、螺蛳棚（漕浜北路1024弄一带）等等······。

如上所述，正是由于上海移民形成历史的悠久、发展数量的巨大和分布范围的广阔，因而，作为其移民区域的地名，在上海地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然也相应地起着与其地位相适应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即使到了当代也仍然有效地发挥着它的历史的余辉。

二、移民与上海地名的变迁

移民与上海地名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上海移民地名的类型变迁和称谓变迁这两个方面。

首先，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正是由经济关系的迅速嬗变所导致的移民社会的变化，也相应地导致了移民地名类型的迅速变化。大批来自同一籍贯的移民为了能在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求得更为适应的生存环境，以便得到同籍同乡的帮助和提携，便自然地从原来以宗族制度所维系的血缘性向以职业所维系的地域性方向发展。从而，从一族一姓扩大到一乡一县、甚至同一地区和省籍之中相聚而居。这样，以移民姓氏所命名的地名则极少产生，而以移民籍贯所命名的地名就迅速形成。由此，发生了上海移民地名从姓氏地名类型向籍贯地名类型转化的历史性变迁。以上海市区为例，近代以来见著于史志所载的移民姓氏地名，也仅有普陀区的吴家里和杨浦区的丁家宅等少数几处，而且，这也不是以前纯粹意义的姓氏地名。其中位普陀区东部潘家湾路7弄内的吴家里，是因本世纪四十年代江苏常州籍吴姓木匠来此定居而得名；而位于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东北部的丁家宅，则为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外地移民在此搭建简居定居，因居民中丁姓较多而得名。但是，与此成显著对比的是，籍贯移民地名却在上海地名中大量出现，仅在上海市区，有史可查的就达近百处之多。与古代大量存在的姓氏地名相比较，近代大量形成的籍贯地名当然占据了上海近代移民地名的主导地位。并且，从总体上来说，籍贯地名成了上海移民地名中仅次于已存的姓氏地名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反映了移民在上海地名的变迁状况，同时，也反映了近代上海移民的籍贯来源及其区域分布的大致状况。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以来，大批广东籍的买办、商人及破产农民绉纷踏进上海这片热土，开拓新的事业，从而在虹口区一带聚居了一大批广东籍移民，并由此形成了多处以广东街命名的地名，其中在四川北路南部的福德路及其北部东武昌路，不仅广东移民在此开设了许多商店，而且酒馆、茶楼亦为数不少，粤音丝乐环耳不绝，身入该区亦如处广东地区，故而均命名为广东街；而至民国以后，东武昌路以南地区，即今虹口、闸北两区交界地带，随着广东籍移民的增多和衍散，于1918年在此修筑马路，亦命名为广东街，解放以后才改为新广路。直到今天，上海的广东籍移民，特别是中下层居民仍以居住于这些地区为多。

而江苏苏北地区的移民则主要以虹口、黄浦、闸北、长宁、普陀等地居住为多。如在清末，北四川路形成不久，遂有苏北人聚居于今四川北部961弄旁造屋筑路，故命名为江北路，1909年商务版的《上海指南》中，即收有此路名；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原黄浦区浦东沿江一带也聚居大批苏北籍移民，如张家浜街道西南部的江北村及潍坊新村街道西北部的泰北村（江苏泰州北乡）等地名；而有江北大世界之称的闸北区区片地名，位于宝山路街道公兴居委会，更是由于一批又一批的苏北人在此建棚定居，形成一个热闹的地区而得名；同样，位于闸北区会文路213、243、251、266、271、250、260弄周围的一片原为荒地空地，也因抗战时期一批批来自江苏南通的移民相继而居，故称之为南通新村；再如位于长宁区宣化路226弄，1934年以后以江苏南通籍移民为主的大批苏北人在此定居，而得名村；而在抗战时期闻名于上海的长宁区苏北里，位于周家桥街道西部包括古北路62、76、106、136、174弄，长宁路2165、2171、2185、2191弄，古北支路8、26、44、52等弄和天山支弄50、70等弄的大片地区，大批来自江苏苏北等地的难民纷纷在此搭棚定居，避难谋生，并成为贩米进入租界的集散地；其他的还有普陀区安远路630弄的苏北里及潘家湾东支路40弄的江淮新村等地，也均因有大批苏北移民的淮安、淮阴等地移民居此而得名······。

同时，还有因为居住来自苏南、浙江、安徽、湖北甚至于陕西等地的移民而得名的各地移民籍贯地名，其中如普陀区西康路1501弄8支弄的无锡弄；长宁区万航渡路1312弄71支弄的江阴弄堂；浦东东昌路街道海关路113弄内的宁波弄堂；闸北区南部的海昌路（浙江海宁、新昌）；闸北区虬江路街道永兴路九二一开居委会内的安徽里；普陀区光新路东侧到虬江北岸一带的安徽弄；普陀区潘家湾支路34弄的湖北弄堂；及该路109弄的楚益里；······以及普陀区交通西路弄的西安坊；闸北区止园路87、111弄的台安里辽宁省（台安县）······。

其它，在以移民籍贯命名的上海地名中，还有以移居者的家乡地名命名的，如闸北区的罗浮路，因该地段广东籍居民较为集中，1947年该路修筑时即以广东罗浮山名命名；粤秀路，则因1924年广东籍移民公墓联谊山庄建成后，位于该山庄附近通往江湾的一条小路即以广东粤秀山命名；其他的还划有虹口区虬江支路43、53、63弄的三元里；长宁区愚园路1407弄的延陵村（延陵县即今为常州市属）······。

其次，也正是由于不同地区的移民的逐步迁入和聚居，因而，小自村落，大至乡镇，以至于市区的里弄、街道及区片，不同籍贯的移民由于其自身的乡土特点而给其居住之地的地名了带来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称谓，从而，使上海移民地名的称谓呈现出多样化的状况；并且，随着不同时期各个籍贯移民迁入状况的变化，也导致了上海地名称谓的变迁。就是在以移民姓氏命名的地名中，就有宅、村、巷、行、弄、库、角、荡、湾、寺、桥、庄、圈、里、塘、园、浜、堰、泾、坞、圩、店、埭、阁、埝、厅、渡、楼、门、头、沟、池、沙、舍、窑、庵、浪、嘴、塔、宅基、油车、坟山、池圈、树圈、祠堂……等数十种不同的称谓。其中又以宅称为最多，村、巷、行、弄等称谓为其次。宅之称谓，几乎遍及上海地区的所有乡镇及市区的各个街道。如丁家宅，就分别分布在宝山区高境、大场，杨浦区长白新村、沪东，南市区南码头等地；马家宅，又分别分布在杨浦区定海路、五角场、殷行路，徐汇区田林新村、长桥等地；陈家宅，则分别分布在南市区南码头，宝山区海滨新村、葑塘、大场、吴淞、虹口区凉城新村，徐汇区龙华，杨浦区殷行，闸北区大宁路等地；而张家宅，几乎各区都有一处或多处的同一称谓······。因而，同一地名的重复存在也是移民及其后裔(对当地而言的移民)广泛分布和衍散的直接渊源。而且，就其数量而言，也几乎占有地名总数的一半以上。由于宅之称谓，自古代起就以北方籍移民为最多，如汉时青浦县的孔宅，宋时闸北区的杨湖宅，南宋普陀区的侯家宅，清时长宁区的庄家宅，杨浦区的鲁家宅等等，均是因其为北方籍移民居此所致。从而，也大致上可以看到从古代以来，上海地区的移民是以北方籍为最多。当然，在此其中亦一定数量的南方籍移民的迁入，其中也有部分是以宅称为其聚居地名的称谓。但是，在这些移民之中，除了其祖裔原本为北方人南迁之后又再移至上海以外，其大都却是以南方移民所特有的角、厅、门、阁、行等称谓为最多。如闸北区芷江西路街道的严家角，为元初浙江湖州严姓商人在此售香并垦荒定居所形成的区片地名；而原黄浦区浦东北部的吴家厅，为清乾隆年间福建吴姓船主在此定居而形成的区片地名；再如浦东张家滨街道的陈家门，为清道光年间浙江绍兴籍陈姓在此建屋定居而得名；又如浦东三团黄家阁，为元至三年间松江府提举、福建人黄承司致仕后定居之地；再如原上海县的陈行镇，是为明万历年间浙江南海沙贝乡人陈球，弃学经商，在此开设木行而命名为陈家木行，简称陈家行，后成为陈行镇······。

但是，自近代以来，上海地区，特别是在上海市区，随着南方籍移民的大量增加，如到1950年1月时，浙江籍移民已占上海市人口的25.8%，而在占上海市人口48%的江苏籍移民中，亦不凡有江南的移民，尤其是与上海邻近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更是为数不少。由而，在上海地名的称谓上，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即宅、巷等称谓逐渐减少和弄、库、里等称谓逐步增加。如凌家弄，为清咸丰十年（1860）福建籍凌姓因参加太平军，遭清政府追捕而避难逃至浦东洋泾镇北部而得名；薛家库，位于普陀区朱家湾街道，为清光绪年间江苏苏州薛氏一族居此而得名；而民国时期普陀区的吴家里，亦为江苏常州吴姓移居于此所命名······。

同时，在以移民籍贯所命名的地名中，近代以来随着南方籍移民的纷至沓来，在其称谓上亦从北方籍移民大都以村字称谓中逐渐向南方籍移民所特有的街、里、弄堂等称谓变迁。如虹口区的广东街，南市区的南京街，普陀区的绍兴坊，虹口区的粤秀坊等等，以及普陀区的无锡里，闸北区的浙江里和浦东东昌路街道的宁波弄堂等等。

总之，在上海地名的变迁中，除了其他因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因素外，移民的作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它不仅反映在地名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而且，更是表现在古、近代的急激变化之中。同时，也正是由于移民地名这一历史产物的形成和发展，又反过来作用于上海移民本身历史的发展，它不仅对移民的聚居和衍散起到了导向的作用，而且，从上海地名的变迁过程中也反映了上海移民本身的变迁状况。并且，直到今天仍可反映上海移民的籍贯来源及其区域分布的大致状况。

近十多年来，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上海的人口流通也随着市政建设和房屋动迁的大规模的进行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由此许多移民地名亦也在逐步地消失，而成了历史地名。但同时，也会由于原有移民地名的扩大以及新的移民的到来，产生了诸如位于普陀区宜川新村街道因建国后从山东泰山附近迁来一批移民而得名为泰山宅的基础上，又因该处于1980年后建有大批新型公房而得名的泰山新村；以及普陀区中山北路上的因江西籍移民(即上海市最近设置的兰户口)而得名的江西铜业大厦等等新的移民地名的形成和发展。因而，我们同样可以说，直到今天，移民及其移民地名仍在上海地名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反映其新的变迁趋向。

选稿：周辰

审定：耿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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