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先生曾回忆自己的知青岁月时说：”当地的农民不喜欢他们，因为粮食本来就匮乏，而他们来了不会干活，却还要分一份口粮。”葛先生说的比较含蓄。
徐友渔说的就更为直白了。他说：环境的骤然变化使得这些知青的是非观念标准快速变化，一些曾经有傲慢公子气的干部子弟，一些原本端庄羞涩的女孩子。纷纷向农民“共产”：摘水果，偷蔬菜，赶场时见东西就拿，买东西少给钱或者直接不给钱。有些人偷钱，一人得手，一伙人去馆子里大吃大喝。可怜的农民，丢失了几块钱，十几块钱，就意味着全家全年的收入全部丧失。
徐友渔回忆说：那时很多知青根本没有把农民当人看，而且几十年后，这些人已经身居要职，却回忆起自己昔日偷鸡摸狗的事情，依然觉得无比美好。
然而这种美好是建立在抢劫农民的基础之上的。
知青当然也痛苦，尤其是那些出身阔绰的富家子弟，从北京，上海，突然来了一个穷乡僻壤，每天还得劳动，而且没有任何娱乐的机会，未来又看不到出路，精神上自然痛苦了。
但是他们的物质上远比农民要好多了。等到这批人掌握了话语权之后，就极力地勾勒出所谓的伤痕，并且有些个别扭曲的文艺工作者，极力地贬低当地的农民。认为是农民在剥削他们。
当然还是有许多有良知的知青的，如作家史铁生有一篇特别有名的作品叫《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就是回忆在陕北插队的经历。
这其中有很多的感人的细节，史铁生生病了躺在炕上，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馒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那时候能吃到这样的饭已经十分不容易了。生产队长见史铁生身体不好，就让他不干农活了，让他喂牛。和他一起为牛的老汉为了他多睡会，晚上帮他给牛添草料。
后来史铁生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开始萎缩，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他。
史铁生写道：带来了乡亲们捎给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真正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在回忆那段历史时都意识到了真正最苦的不是知青，而是农民。知青应该意识到造成的他们痛苦的是谁？不能因为自己痛苦过，就可以不顾别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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