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岳飞之死》这篇文章是在十三年前写的。当时不仅阅读了大量文献，而且亲自到江西、河南、杭州等地走访了有岳飞遗迹的地方。我现在还记得，到河南汤阴故里拜谒岳飞庙的时候天正下雪，那两天里白天看庙，晚上读书喝酒，喝的是70度的烈酒。2023年春节期间张艺谋执导的新片《满江红》爆红，在此重发这篇旧作，将与岳飞之死的客观历史事实再重新阅读一遍。
◎河南开封朱仙镇镇口的岳飞雕像
岳飞与庐山
岳飞是公元1132年（宋绍兴二年）到的九江，当时叫江州，他的官职是神武副军都统制，相当于江州军分区司令，那年他虚岁三十，已在军队服役十年，与金军作战了六年。他到江西，主要是平定各股在战争中窜入南方的北方流军，这些人借着战争的机会拉起了队伍，但又不打金人，反而窜入南宋的后方，有时，接受朝廷的招安，骗些钱粮给养，有时，则不听朝廷节制，劫掠民间，基本上是自立为王的军阀。岳飞在江州驻防了约四年，期间曾南下广西平定叛军，西下洞庭，剿灭杨么农民起义，因为军功卓著，两次受到高宗皇帝的亲自接见，官职也一路上升，一直做到靖远军节度使、检校少保，完成了由“师长”到“方面军司令”的跳跃。
岳飞虽是行武出身，但情商极高，且文才不俗。他脑中充满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形诸笔端，便留下了他那为数不多，传唱千古的壮丽诗篇。他一生征战南北，行程万里，留下了歌颂祖国美好山河的诗句。在他行走过的祖国山河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庐山了。他在庐山买地造屋，建起了一片不小的宅子，到他出事前，在庐山的地产有“（水）田七顷八十八亩，（旱）地一十一顷九十六亩，水磨五所，房廊草瓦屋四百九十八间。”四百多间房，十八、九顷水、旱地，按现在的标准看，是不小的庄园了，但和当时的中兴诸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相比，岳飞的宅院是相当“寒伧”了，因为那些人占地动辄成千上万顷，房屋更是无数。所以，岳飞一直是以不爱财货，生活俭朴著称。他热爱庐山，不仅把家安在这里，而且把母亲、妻子都安葬在这里。南渡以后，他母亲一直随他行动，1136年，这位传说中的在他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的伟大母亲，在他鄂州（今湖北武汉）的军营中病逝了，享年七十岁。岳飞率儿子岳云亲自扶灵柩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下葬。今天，九江县砂河镇西南约3公里的株岭山上，尚存岳母墓，墓碑上刻有“宋岳忠武王母姚太夫人之墓”十二个大字，现为江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岳飞的夫人李氏葬在距岳母墓西南3公里的太阳山上，墓碑刻有“宋岳忠武王李夫人之墓”，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按岳飞自己的打算，当他扫平北酋，勒石燕然之后，也要回到庐山，息隐林泉，终老于此的。当他奉命北伐，率军出征时，还给他的朋友，庐山东林寺的长老慧海禅师寄诗，表达这种心迹，要慧海长老办好“白莲社”，等他征战归来，一起吟诗悟禅。
唯其如此热爱，庐山不仅成了他生前死后都想居住的地方，而且也成了他的心灵家园，一遇到不可排遣的苦难，他就要回到庐山来，让这里的青山绿水来平慰他壮怀激烈的心绪，于是，庐山也就和他所蒙受的劫难密不可分地纠结在一起了。
1136年，他扶母亲灵柩归葬庐山时，虽然也给朝廷上了奏折请假，但未等批复下来，就匆匆离开军营上路了。按国法，这属于擅自离开军营，要治罪的，但高宗皇帝没有治罪，只是派了一位宦官到庐山敦请他返回军营，前方军情紧急，离不开他。按当时的制度，岳飞可以在家守孝三年再回军队上班，但既然皇帝派特使来请，岳飞就只有“移孝作忠”，马上返回鄂州军营了。
1137年3月中旬，因为在把刘光世军划归岳飞指挥这件事上，皇帝变卦食言，岳飞非常生气，不辞而别，返回庐山。高宗皇帝下了三道亲笔御旨，请他回来，并下死命令，派他的属下王贵和李若虚，亲自上门敦请，威胁王贵与李若虚要是请不回岳飞，将以军法治罪。在僵持了近三个月后，岳飞才又回到了军队任上。岳飞此举，可以说是以辞职要挟君上，当时就颇招异议，就是放在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行政，特别是军队管理体系中，这种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把这件事也归结为岳飞的死因之一，但笔者并不这么看，原因在后文细说。
1141年8月，岳飞被解除枢密副使的职务，返回庐山赋闲，这一年他才三十九岁，北方仍在金国的占领之中，想必他绝无终老林泉的闲情逸趣。九月初，他的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已被诬陷入狱，朝廷派殿前司统（即御前侍卫总管）杨沂中到庐山去招岳飞到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为此案作证。派这么一位军官来招自己，岳飞也预感到事情不妙，但怀着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朗阔心情跟着杨沂中走了，这一去，就再没回来。岳飞被害死在杭州，葬在西湖，那里虽然也是青山绿水，而且岳飞也受到百代后人的祭享，但和他本人想归隐庐山，葬在母亲、妻子身旁的念头，却是去之千里的。
◎江西省九江县岳母坟
位于今江西省九江县砂河镇西南约3公里的株岭山上。岳飞的女儿也葬在此处。岳飞之母，堪称母教典范，早年教子“精忠报国”，晚年随岳飞军中奉养。1131年—1135年，岳飞率岳家军驻扎九江，岳母随岳飞来到九江，并爱上这里的山水。1136年岳母逝世后，岳飞将她安葬在九江。墓区原有祠、亭等建筑，但后来被毁，唯岳母墓保存完好。1996年，九江县委、县政府投资200多万元，在墓地原祠遗址上，修复了岳母祠等设施。
◎河南安阳市汤阴岳庙，岳飞故里
自岳飞死后，历代至今，全国建造的岳飞祠庙多达数十处，其中以“四大岳庙”最为出名，按建造时间顺序来分，分别为武昌岳庙、杭州岳墓庙、汤阴岳庙和朱仙镇岳庙。武昌岳庙今天已不复存在，其余三大岳庙则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岳飞出生于今天河南汤阴县城东15公里的莱元乡程岗村，但岳庙却位于汤阴县城内的岳庙街上，始建于明景泰元年即公元1450年，后在明清两代又经过多次修缮，面积不断扩大。岳庙原为岳氏后裔家庙，解放后，岳飞后人将其移交给了人民政府，1952年，毛泽东曾亲临岳飞故里视察，并对岳庙的保护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既为家庙，汤阴岳庙除了陈列讲述有关岳飞的英雄事迹之外，还通过塑像等方式陈列讲述了岳飞家庭成员的故事，可以看到一个更为有血有肉的岳飞。碑林是重中之重，汤阴流传着“文王庙树多，岳王庙碑多”这么一句话，自建庙以来，历代歌颂岳飞的文章庙志、诗词歌赋及外国使臣的笔迹，在这里都能看到，松柏如盖，碑碣似林，肃穆幽静。此处岳庙，与岳飞有关的书籍和资料较全面，甚至还有一套《岳飞传》的连环画，现在已不多见了。
我们抵达之时正是雪后。街上，人们正在扫雪，岳庙门口，见一男子，浑身热气腾腾，剑眉朗目，心中不觉一惊：想当年，岳鹏举亦如此吧。
赵构这个人
在宋史研究中，关于谁是杀死岳飞的主谋曾有过争论，主张秦桧是主谋的人，拿出的是史料根据，而主张宋高宗赵构是主谋的人，讲的多是道理，即逻辑分析。笔者同意赵构是主谋的观点，这是因为以岳飞的地位，若不是皇帝亲自下了决心，秦桧是动不了他的，当然，这也是逻辑分析，但在没有史料的情况下，逻辑比任何东西都可靠。岳飞这个案子事实上已经没有留下多少真实的史料了，更多的真相只能靠逻辑分析来探明。宋高宗赵构知道岳飞没犯罪，既没有造反，也没有拖延军令，更没有通敌，但他想杀岳飞，所以，就指使秦桧去罗织了这些堂而皇之的“罪状”。高宗之所以信任秦桧，就是因为秦桧有这种敢冒天下大不韪的“牺牲精神”，要知道，罗织罪名去陷害一个清清白白的人，而且要把全部责任全揽到自己头上，是那些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们所不齿的，秦桧这么做了，所以，在高宗的眼里，秦桧是“忠朴过人”的人，为了酬报秦桧的“奉献”，高宗此后一直让秦桧身居相位，直到病逝。秦桧死时，高宗对他褒奖甚隆，赠申王，谥号忠献。秦桧死后多年，高宗还充满对他的怀念。公元1162年6月，宋高宗宣布退位，将帝位传与宗子赵昚。这位赵昚以孝顺著称，很尊重太上皇赵构，所以，后来给他封的庙号是孝宗。孝宗是个有点理想的人，很想北伐收复失地，他一直对岳飞之死耿耿于怀。岳飞在世的时候，曾经见过他，那时他才是个十岁的孩子，岳飞认为他堪为社稷之主，为此上奏书给高宗，建议他早日将赵昚（那时的名字叫赵伯琮）立为太子，此事惹得高宗很不高兴，以至于有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也是高宗杀岳飞的一个原因。由此事来看，孝宗对岳飞是怀有较深的私人感情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岳飞这案子实在太冤了，天下人都知道，而且孝宗要改变高宗的议和国策，转为进攻政策，就必然得给主战派壮威，所以，继位后不到一个月，在1162年七月十三日就下诏给岳飞平反。而退位的高宗所居住的德寿宫新房落成，高宗亲笔题名“思堂”，孝宗来为高宗设宴祝贺新房，随口问太上皇，为何把新房命名为“思堂”，高宗冷冷地回答：“思秦桧而已。”这事一方面反映出高宗对自己地位和政策连续性的担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秦桧的感情之深。孝宗领悟到了这层意思，所以，尽管给岳飞平反，但没有追究岳飞一案的责任。直到1206年（宁宗开禧二年），才追夺秦桧的一切王爵，改谥谬丑。其时，高宗已去世十九年，大概也就是从这儿以后，人们才把杀害岳飞的主谋完全归结到秦桧头上。于是，岳飞是秦桧“矫诏”而杀害的说法开始出现在史料之中，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说法，说秦桧本来就是金人的奸细，回国就是为了葬送大宋江山，按金人的命令杀害岳飞的。这些有鼻子有眼的传说，其实都来自皇室官方舆论导向。这事儿好理解：岳飞可以平反，冤案必须有人负责，但这个责任总不能让自己的大宋皇帝赵构来负吧，必须找一个天下都能接受的罪人了结此事，那么就只有秦桧了。从这个角度上说，将秦桧定为杀害岳飞的“首犯”，实际上也是一桩历史冤案。
◎宋高宗赵构
◎宋高宗赵构手书：与岳飞书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点：其一，宋高宗还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此信中他和岳飞谈的便是军事问题；其二，宋高宗和岳飞的关系不错，他在信中对岳飞嘘寒问暖，十分关心；其三，宋高宗的书法水平相当不错。公事之余，宋高宗醉心书道，他曾说过自己爱临摹魏晋及六朝的笔法，他还常常把自己的字送给大臣。到了晚年，传位孝宗之后，他更是沉迷于字帖。他的字，对南宋及以后的书法家有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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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秦桧本人也不是高宗所想得那么“忠朴”可靠。他也不愿意完全由自己承担这件昧着良心的冤案的责任。在大臣们追问为何要迫害岳飞至死时，有一次他熬不住了，说了一句：这是皇上的意思。这不是把高宗给抖出来了嘛！其后，他儿子秦熺主修高宗朝的史书《日历》，笔者估计在这部《日历》中，他或隐或显地留下了此案的一些真实记录，可能指向高宗，所以孝宗朝重修了这部《日历》。此后，整个当时有关高宗朝的历史都倾向于一个口径：秦桧是奸臣，连高宗都怕他。甚至有个说法是，秦桧死后，高宗对别人说：“朕从此上朝不用再在靴统里插上匕首了。”我想，这当然是个扯淡的说法，高宗见韩世忠、岳飞这些武将时也没怕成这个样，何况对一个文官秦桧呢，用得着吗！总之，岳飞一案的真实史料，在高宗朝，由高宗和秦桧留下的就是半明半暗，模模糊糊的。到了孝宗朝以后，好像是明朗了，但是明朗的史料多是经过增削处理，重新塑造出一个强悍、奸恶的秦桧和有些仁弱无能的高宗来，这些造伪的全部目的就是把一切坏事推到秦桧头上。既然是伪造的历史，逻辑上的漏洞，史料间的破绽，就比比皆是。所以，对于这样的历史如果完全从史料出发，就无从说明问题了。
事实上，宋高宗赵构这个人，完全不是个软弱的人，在宋徽宗的三十一个儿子中，他是最有胆量的，他还当皇子的时候，就敢主动作为谈判代表，亲入金军大营，他镇定自若的胆气让金军统帅都觉得这不像他们老赵家的人，所以把他赶了回去。他是敢打仗的，崛起于战乱之中，几乎是在无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在纠集各种民团、溃兵中建立自己的王朝的。他身经外国入侵，士卒兵变等多起灾难，能生存下来，还保住了一个小朝廷的架子，这并不容易。高宗不仅有胆量，而且下手狠，他杀了上书要求抗战的太学生领袖陈东，杀了清白无辜的抗金名将岳飞，破了宋太祖立下的不杀士大夫和大臣的祖训，其诛戮之重，在有宋一代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说他受秦桧挟制，显然不合事实，既然手握重兵的大将都敢杀，还怕一个只会在身边处理奏章的宰相吗？岳飞杀得，秦桧更可杀得，只是他不想杀而已。
说起来，在宋代的各个皇帝中，宋高宗是毛病较少的一个。他没什么恶习，生活俭朴，建炎年间，他睡的是白木床，上面只铺了一层蒲荐黄罗被褥。他对大臣说他不太喜欢吃肉，而多食蔬菜豆腐。他还认为器具物品只要适用便可，不必美观，因此他准备把宫中的金制酒器折为黄金五百两赏给有功将士。他很注意了解社会生产的实际状况，劝课农桑，自己在皇宫里亲自种稻养蚕，目的是使自己知道稼穑的艰难，了解这方面的实际生产情况。他不贪女色，也不宠用宦官，他主政的时代里，没出现后宫干政和宦官专权的情况。他很勤政，也很好学，生活很有规律，一般是早上批阅奏章，午后和晚上读书。对于历史书，下的功夫尤深，《左传》曾通读过多遍，还设专门的讲座，与他探讨《资治通鉴》。他脑袋也很聪明，在判断事物性质方面比较准确，进而采取适当的应对办法，而且都能引经据典，说的头头是道。他建朝初期，还是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稳定局面的，所以，对各军事将领扩充军队持支持态度。当时有不少文官建议限制各将领招兵买马的数量，高宗皇帝表示反对，说汉高祖平定天下时，诸将手下都有十数万兵马，这样才能打下天下。绍兴七年之后，与金的战势趋于稳定，双方逐渐在秦岭、淮河一线形成稳定的战线，这时，他开始考虑逐渐收回各将领的兵权，所以，在绍兴八年，岳飞再上奏折请求增兵时，他坦率地批复说，现在诸将之兵，已经够多的了，到了不听指挥的程度，“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所以，宁肯缩减岳飞的防区，也不再给他增兵。他的器局不够开阔，嘴上说汉高祖对诸将领兵十几万方能平定天下，可轮到他自己的时候，对诸将兵马的限制却十分严格，终其一朝，他下面的大将没有一个带兵超过十万的。以著名的中兴四将为例，张俊、刘光世素以玩寇养威、拥兵自重著称，他们带的部队最多时不过五万出头；韩世忠和岳飞各自的部队连五万都不到，只有三万左右。诸将手上其实没有多少兵马，从来没有形成有战略意义的军事集群，这也是南宋没有恢复故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控驭臣下方面，宋高宗手段纯熟，经验老到，深通擒纵之法。在重用一个将领时，他好话说尽，观其给岳飞、韩世忠诸将的信札，多有“国家全依靠你了”、“您对国家最忠诚”之类的体已话，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他曾亲赐“精忠岳飞”的锦旗给岳飞部队，可见岳飞的“精忠报国”之名也是他给宣扬出来的。但当他要杀岳飞的时候，也敢网罗罪名，无情下手。
总的说来，在个人品德和政治技术方面，宋高宗基本上没什么缺陷，按这种素质，他是可以成为一代中兴之主的。但是，他有一个缺陷，而且是致命的缺陷：没有理想！
什么是理想？理想就是超越一切现实功利算计，为了某种伟大的想象中的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去奋斗的能力。具体到宋高宗所处的时代，有关国家的理想就是不仅要收复故土，而且要扫平敌国，使自己的疆土无限扩大。今天回过头来看，几乎百分之百的人会赞成这种落在纸面上的理想，但真的把今天的人都拎到南宋初年的烽火岁月，就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了。赵构是南宋的最高执政者，摆在他眼前需要做出最终决策的是：这个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在这种事上，一向有两种态度，一是理想主义的态度，那就是上面说过的，国家的目的就是无限的疆土，无限的人民和无限的尊严；另一种则是现实主义态度，那就是这碗水和这碗面，维持任何一种现实的平衡，哪怕是屈辱的，没有尊严的平衡。按这种人看来，国家的目的不在于强大和尊严，而是有限范围内的安居乐业，宋高宗赵构就是这么一位现实主义者。他为什么是现实主义者？这没办法，是天生的！我们也只能从他已是个现实主义者的事实来理解他。
笔者曾很长时间想不通，这个赵构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向金人求和？作为一国之君，手下又有能征善战的大将和刚毅有为的能臣，他是完全具备北伐中原，收复江山的客观条件的，可他为什么能置家仇国恨于不顾，甚至不惜向灭亡自己国家、焚毁自己宗庙的敌人屈膝称臣？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得通他的行为，那就是没有理想，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而，从来就不会把建立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强大受人尊敬的国家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相反，他特别容易接受一切现实条件的约束，能维持一个小朝廷也就行了。在极端的情况下，让他退位，退就退。建炎三年（1129年），他刚登上皇位不久，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他退位，他也就顺从了，是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这些人不满苗、刘当道，率兵勤王，又把他给推出来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金主完颜亮南下失败，宋朝上下抗战激情澎湃，他觉得无法继续坚持“和议”路线，所以主动禅位，让孝宗赵昚当了皇帝。他也很能“忍辱负重”，绍兴八年（1178年）金人提出的“议和条件”居然有一条是要他赵构行臣子之礼，跪拜接受金国的诏书。此事在南宋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但直接受辱之人赵构却准备接受这个屈辱的条件，他说“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已之屈。”虽然，最后是秦桧出的主意，赵构称病不见金国的使者，由秦桧出面到馆驿跪接了金国的诏书，但也可以看到，这位皇帝是连自己的尊严和面子也不要的人。这就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尊严和面子都是虚的，实际的安宁生活才是真的。这种人在判断威胁时，一定把离自己近的威胁看作是头等威胁，而离自己远的威胁则是次等的威胁；在判断利益时，也一定把手边马上能得到的利益看作是头等利益，哪怕是小利益，而对那些经过努力可以获得的大利益，则看作是可有可无，甚至就不存在的东西。所以，他害怕身边的武将甚于害怕金国的大兵，因为金国毕竟离着他远，而武将离着他近。他一生中至少遭遇过两次兵变，近在肘腋的军人不费吹灰之力地就将他囚禁起来，所以，如果有机会维持住这么个和局，他可以从容地削减武将的兵权，对他来讲，才是摸得见、看得着的好处。由于没有理想，他没有远大的国家目标，只有眼前的利益存在，所以，他也不想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了，也不想作一个汉光武刘秀那样英明的中兴之主，只是想喘口气，过两天安生日子。给金人下跪固然屈辱，但是毕竟这辈子只跪一回就行了。可如果要继续北伐打仗，他就得每天对手握重兵的大将陪着小心，就他自己的感受而言，这和让他每天都给大臣下跪差不多了，而且效果如何，能否北伐成功还难说呢！他有过叫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经历，所以，当有大臣反对对金人跪拜时，他反驳的理由是，当年在扬州溃败时，我倒是想向那些大将跪拜一百次，可连个接受跪拜的人都没有。所以，一旦金人抛出了求和的诱饵，他就迫不及待地吞下，下定决心要“议和”了。
由此看来，一个君王，尤其处于战乱之时的君王，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他的一切技术方面的完美品质也就全都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了，反而成为他能够作恶的手段。放在太平年代，宋高宗也许是个不错的皇帝，而在这么一个需要以理想支撑国家方向的时代，他不仅力不从心，而且是整个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他本来也是个亡国之君，只是由于金人内乱，加上尚有几个能臣武将维持住局面，所以，侥幸成了一个偏安小朝廷的开国之君，至于像汉光武刘秀那种中兴大业，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
当亡国之君遇上中兴之将，悲剧就开始了。
◎河南开封朱仙镇岳庙
河南开封朱仙镇岳庙位于开封市西南22公里处的朱仙镇，建于明朝1468年。朱仙镇之所以有岳庙，据说是公元1140年，岳飞曾在此大败金兵。但据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考证，岳飞实际上未曾到过朱仙镇，他率兵打到郾城后便被朝廷12道金牌召回了，至于岳家军在此大破拐子马也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英雄是真实存在的，他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千百年来，人们就认可这个故事了，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真实。
◎凡有岳飞像的地方，均有这四个字，据说这是岳飞的手书真迹，不过据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考证，此手书乃是五·四运动前后的爱国者借岳飞之名书写的，非岳飞本人之迹，但书法不俗，浩气凛然。
◎浙江杭州岳飞墓
杭州岳飞墓，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栖霞岭下，岳飞长子岳云的墓也在此。岳飞被害后21年，即公元1162年，宋孝宗给岳飞昭雪平反，将岳飞遗骸从九曲丛祠迁至栖霞岭下，但没有修纪念祠之类的设施，直到1221年，杭州岳飞庙祠才建成，时称褒忠衍福寺。
为什么偏偏是岳飞？
宋高宗本来对岳飞是寄予厚望的，当靖康元年（1126年）赵构在河南相州任兵马大元帅时，岳飞还只是名普通的士兵，到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升为太尉，只有十年时间，可以说，岳飞是赵构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爱将。不过，提拔岳飞，也是赵构控驭武将的一种策略。赵构对武将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是闲置宿将，就是把那些功高权重的大将用明升暗降的方法“挂”起来，剥夺其实际的兵权；二是提拔偏裨，即从年青的低级军官迅速提拔一批新人，以制衡老将。提拔重用岳飞的目的之一，就是以他来制衡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老将。在这些年间，高宗赵构对岳飞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天冷了写信问寒问暖，岳飞病了，高宗从宫里派御医到军营去给岳飞治病。两个人的交流也很融洽，他们年龄相近，岳飞还长高宗四岁，在言谈中，高宗很尊重岳飞，除了谈军国大事，宋高宗还和岳飞谈起“相马经”，笔者想这是高宗努力寻找与军人间共同的兴趣点，以融洽谈话氛围。不仅如此，宋高宗还宽容了岳飞的许多错误，其中最著名的是岳飞的辞职风波和建储风波。
岳飞辞过两回职，第一回是在绍兴七年（1137年），是因为宋高宗赵构剥夺了刘光世的兵权，本来答应好将刘光世的五万兵马拨给岳飞指挥，岳飞十分高兴，觉得这下北伐中兴有望了，那时，岳飞直属的兵马还不到三万。没想到高宗中途变卦，派了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吕祉去接管刘光世的部队。岳飞一怒之下，给高宗上了辞职的奏章，回庐山隐居去了。为此，高宗皇帝曾三次下亲笔诏书请他回来，言辞恳切，第三次还派岳飞的部下王贵和李若虚亲自去请，说如果请不回来岳飞要治他们两个人的罪。李若虚等到了庐山，做了六天的工作，李若虚已经说出了“您想造反吗？”、“造反也别拉着我们一块死”这样的狠话，才把岳飞给劝了回来。第二次是绍兴九年（1139年）宋与金和议成功，当时金人答应将河南的宋祖陵归还给南宋，高宗拟派人去洛阳祭拜皇陵，岳飞当时驻军鄂州（今武汉一带），是北上祭陵的必经之路，宋高宗命岳飞接待北上祭陵人员，岳飞多次请求随同使臣一同到洛阳去祭皇陵，他的主要目的是趁机侦察北方的军事形势。高宗与秦桧是深知岳飞心迹的，生怕他到了金人的占领区域再惹出事端，所以拒不批准。岳飞愤而上表，请求辞职，第一道奏章皇帝没理，他又上了第二道，皇帝勒命不许，这回岳飞也就作罢了，没再提出辞职的事。这两件辞职的事按当时的规则，可视为是以辞职要挟皇帝，不守臣则。故后来也有史家认为这是高宗杀岳飞的一个原因。
所谓建储风波也发生在1137年，岳飞第一次辞职风波之后。岳飞听从李若虚、王贵的劝告，回到军营后，曾去拜访高宗谢罪，高宗和他谈得很好，告诉他别记在心里，自己是不会记他这个仇的。高宗推心置腹地说：“你这些轻率的举动确实不对，改了就好，我没对这事真生气，要真生气了，就会把你调离军职了，现在三番五次让你恢复原职，就表明了我的态度，太祖说过，犯吾法者，惟有剑耳！可我没对你用这些手段，说明了一切。”也许是这些推心置腹的言谈让岳飞深受鼓舞，他又兴奋起来，觉得皇帝如此对自己，自己也得为皇帝的根本大计着想，于是在这一年的秋天，有一次面见高宗时，就提出他应早立赵伯琮（就是后来的孝宗赵昚）为太子的事，没想到皇帝当场变了脸，说：你虽是个忠臣，但是在外统率重兵的大将，这种事情不是你该说的。岳飞也自觉失言，出来后懊恼不已。这件事上，岳飞做得是不对，也有违臣则，因为按历代惯例，在外手握重兵的大将是不能主动提及立谁当太子的事的，聪明些的大臣连皇帝征询意见时都避而不答，说：“知子莫若父。”所以，也有史家称这也是岳飞致死的一个原因。
不过，笔者觉得在辞职和建储风波这些事情上岳飞是有过错，高宗皇帝也因此很不高兴，但还不是他致死的根本原因。首先，那时的武将确实跋扈，辞职撂挑子的也不只岳飞一个，皇帝也没杀。而文官建议立储的人也不少，下自县官，上至宰相，都有，皇帝也没有为这些事处理过人。而且他还是很了解岳飞这个人的：出身行伍，没受到严格的文官训练和官场打磨，性格刚烈，有什么说什么，不太懂官场的规矩，不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以，他对岳飞这些错误还是原谅了的，他说不为辞职的事记仇，可能真没记仇，如果记仇的话，这事本身也就可以成为杀岳飞的一个理由，何必再费那么大的劲儿去虚构罪名。就算1137年时他迫于形势还离不开岳飞，但1139年时，和议已成，而且不久他就把岳飞明升暗降了，所以，如果真为这事激怒了的话，当时就可以以“辞职要君”之罪杀了岳飞，他说这么做，是因为他确实没记仇，而且那时也不想杀岳飞。至于建议立储一事，高宗更没往心里去，他发现当面批评了岳飞，岳飞脸色不好看后，还让别的大臣去安慰一下岳飞，告诉岳飞别记在心里。
那么，高宗赵构到底为什么要杀害岳飞呢？
因为岳飞是个理想主义者。
无论在哪个时代、以哪个标准来看岳飞这个人，都不得不承认，他的个人品质几乎接近完美，是那种纯正的理想主义者才有的完美。在南宋的“中兴四将”中，岳飞带的军队最有纪律，最有战斗力。当时这些人带的兵，都是由溃兵、民团和农民起义的俘虏构成的，军纪松弛，政府粮饷稍有不继，则纵兵掳掠，只有岳飞的部队，真正做到了“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所以，深得老百姓拥护，“岳家军”在社会上的声誉极好。而一个下面的军官得到如此深重的“民望”，是任何一个皇帝都会忌惮的。“岳家军”之所以能有如此，和岳飞个人以身作则有关，他寝不暖席，食不甘味，常常在吃饭时想起被囚于北方苦难之地的徽、钦二帝可能吃不上饭，就流下眼泪。他生活十分俭朴，皇上给的赏赐全分给属下，他的理想是很朴实的“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则天下就可太平了。”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等人都多置田产，岳飞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他的那二十来顷田按当时的职务算不上多。他模范地遵守自己制定的军纪，就是在他被朝廷诏往首都临安入狱的旅途中，为避免扰民，他也不住民房，只是借用了一户人家的门洞过夜。
在“中兴四将”中，岳飞崛起最晚，他还是一个普通士兵的时候，张俊、韩世忠等人已是中高级军官，当皇帝把岳飞提拔成和张、韩地位一样的节度使时，这两个人是不服的，岳飞没有跟他们闹僵，反而愈加尊重他们，每有胜仗，总是把缴获的战利品送给他们，所以，这两个人慢慢地对岳飞也就友好了。
这么一个完美的人物肯定会受到人民的欢迎，也会赢得历史的褒奖，但当时的皇帝可能未必这么看，岳飞没有毛病，这在皇帝看来就是个大毛病。皇帝不怕大臣有毛病，你贪财的，可以以财拢住；好权的，可以以权吊住，而岳飞这种人，不贪财，不好权，只要实现北伐敌寇、光复故土的理想。如果高宗也有这种远大理想的话，那岳飞当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高宗没这个理想，他自己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开始，为了维持局面，他还口头上叫嚷一下恢复故土，但当他下定决心安于现状，彻底求和时，他明白，他过去曾经许诺给群臣的“理想”彻底只是个泡沫了。泡沫破坏之后，对那些可以以钱、以权拢住的有毛病的大臣，他并不太担心，他知道这些人会坐下来和他一起安享太平的。但对于岳飞，他就没把握了，岳飞不要钱，不要官，只要北伐大业，只要恢复中原山河，就算他辞官闲居在家，可以他已经积累起的社会声望，如果“和局”一事有个风吹草动，岳飞出来振臂一呼，很容易造成应者云集的局面，到那时，或者政变，或者民变，总之，局面就控制不住了。所以，如果想把局面控制住，就得先把岳飞处理了。
1141年（绍兴十一年）四月，宋金局势相对稳定，高宗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收回大将兵权的行动，他调动韩世忠、张俊到中央任枢密使（相当于总参谋长），岳飞为枢密副使，这一明升暗降的举动很快为老于官场的张俊、韩世忠所察觉。张俊自己上表请解兵权，更是表忠心，愿意为皇帝的任何命令效劳；韩世忠多置田园，不问政事，过自己的逍遥日子去了。只有岳飞，还不明白就里。皇帝不是没给过他机会，高宗的下一个步骤是肢解各将领带出的部队，打乱后，再由朝廷统一安排，并且想利用将领之间的矛盾实现这个目的，就派张俊和岳飞去楚州视察韩世忠带过的部队“韩家军”。皇帝的意思是让他们找个茬儿，将这支部队拆解了，调往其它部队混编，张俊领会了这层意思，不想岳飞却坚决反对，他说，目前国家能打仗的，就咱们三个人的部队，如果全拆散了，过上几年，一旦再打起仗来，一时间再上哪里去聚集这么好的队伍！所以，视察之后，他的意见是维持“韩家军”旧有的编制，而且不用在楚州修筑城墙做防守的准备，因为这支部队要随时北上，是进攻金国的部队。张俊办不成事情，回来向皇帝汇报，皇帝对岳飞也彻底绝望了，他明白，岳飞是个忠诚的将军，但只是忠诚于理想，忠诚于国家，而不是忠诚于他个人，对这种纯正的理想主义者，如果理想在，当然无碍，但如果理想不在，除了杀了，恐怕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秦桧的作用
如果岳飞存在，收归兵权，整编部队这件事看样子就办不下去，要把这事办下去，就得先把岳飞弄下去。高宗有了这个念头，谁来执行呢？秦桧。
秦桧这人搞阴谋是很有一套的，他先唆使言官，即主管监察的右谏议大夫万俟卨上表弹劾岳飞不听军令，并由张俊作证，这份颠倒黑白的奏章一上奏，便被赵构批准。为壮声势，秦桧又动员了另外一批文官御史中丞何铸和殿中侍御史罗汝楫继续上表攻击岳飞，在1141年八月，皇帝下诏免了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岳飞又回庐山闲居。同时，秦桧收买了“韩家军”一名钱粮官诬告其他军官，造成军队将领不和的假象后，拆解了韩家军。又收买了岳飞军队的一名军官王俊，让他诬告岳飞的女婿张宪和岳云要造反，以此理由将张宪和岳云收监入狱。并再以让岳飞来做证人的理由将岳飞从庐山家中骗到首都临安，下到狱中。进到监狱之后，岳飞已经明白了，所以，任其拷打，一声不吭，没有提供出任何可供治罪的口实，以致于连续几个办案的官员，如大礼寺正卿周三畏和曾弹劾过他的御史中丞何铸受不了良心的折磨，辞官而去。
其实，硬要杀掉岳飞这样一个清清白白、“表里俱澄澈、肝胆皆冰雪”的人物，赵构是有些犹豫的。他好像难以下定决心，所以，案子拖了两个月，还没结论。这时，秦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案子的深入，株连的人越来越多，具体办案的官员甚至主张给岳飞判上两年的有期徒刑了事，秦桧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案子的伪证都是他一手收罗的，一旦岳飞活着出去，皇帝再一反悔，做个好人了，岳飞放不过他，皇帝也会把他当牺牲品甩出去，那么死的可能就是他秦桧了。所以，他下定决心，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就以那几条“莫须有”的罪名，下令杀害了岳飞父子和张宪。至于是否是先斩后奏，现已不得而知了，因为如前文所说，这段案子的原始资料已经过两次篡改，早已没有本来面目。在杀害岳飞这件事上，赵构是主谋，秦桧是帮凶、执行者，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河南开封朱仙镇岳庙“五奸跪忠”铁像
进入朱仙镇岳庙大门，就可看到“五奸跪忠”铁像，所谓“五奸”就是参与谋害岳飞的五人，分别为秦桧、王氏、王俊、万俟卨、张俊。五个人双手反剪，面北而跪，正对着北边的岳飞大殿，日日请罪。别的岳庙，“五奸跪忠”铁像都在院内，这里的五奸却跪在山门前，进了山门才是前院，可见朱仙镇人民对陷害岳飞的秦桧等人的痛恨。
◎毛泽东手书岳飞《满江红》词
毛泽东十分喜爱岳飞的这首《满江红》，1975年7月，他在接受摘除白内障手术时，特意让工作人员播放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岳美缇演唱的《满江红》。这幅手书不知写于何时，现刻存于河南汤阴岳飞庙，从中可看出英雄与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之情。
岳飞有无别的选择？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对一个已经形成为结果的事实，再去讨论其事前的诸种可能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尤其是涉及这种人的天赋秉性的问题，更没有讨论的余地。赵构生就为现实主义者，岳飞生就为理想主义者，这是他们均不可能选择的事实。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和平年代或寻常生活中，或者还能互补，安然相处，一旦到了国家命运的最后选择关头，则必然会产生这种你死我活的分歧。而在皇帝赵构和大将岳飞这种角色关系的定格之中，理想主义者岳飞除了死，恐怕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话，那么岳飞还有很多条出路，比如他可以像刘光世手下的大将郦琼那样带兵反叛，投到伪齐去；或者至少可以像韩世忠，放弃北伐主张，回家过自己的逍遥日子。但这些，都是现实主义者的选择，而已被造物弄成的理想主义者岳飞是做不到的。推翻赵家皇帝，那就是推翻大宋江山，这不和被他镇压过的那些造反的乱军一样了吗，这不是他的理想；带兵投敌，更是有悖他心中的天理人伦；而因为皇帝放弃北伐理想，自己也就放弃理想，这在岳飞来说又做不到，他投身军旅，戎马半生，所为者就是个恢复大宋江山的理想，如今，以任何理由让他以任何形式放弃这种理想，他都做不到，他生命的天然品质拒绝这样做。那么，他只有死了！这么完美的将军是给同样完美的君王准备的，如果那个君王有致命的缺陷，这位将军就只有以死来保持自己的完美了。这么完美的英雄是给一个伟大的时代准备的，如果那个时代注定走向懦弱下贱，他也只有以一死来证明自己超越时代的伟大。这么完美的人是给历史准备的，现实生活没有给他光彩谢幕的机会，他就以自己生命天然优秀的品质，以一死写下悲壮的结局，以此成就历史的完美。是啊！因为有了岳飞这种人，中华民族的历史才是连续的、完整的，不论经历过多少次朝代更替，无论经历过多少次异族亡国，这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是稳定的，他们共同的记忆中始终有些伟大英雄的形象，那些为了梦中的理想不惜一死的形象，总会激发起新的英雄的豪情和热血，让他们去“收拾旧山河”，重建一个新中国。
岳飞，死得其所！
后人的选择
岳飞已是定格于历史中的英雄，赢得了后人的普遍膜拜。但膜拜与学习是两回事，事实上，人们对英雄的膜拜大多数都是叶公好龙式的，以至于印度的圣雄甘地把“膜拜英雄而不奉献”视作为一种罪恶。在实际生活中，像岳飞和秦桧这样的人都是少数，更多的是像张俊那样见风使舵和韩世忠那样明哲保身的人，每朝每代都有岳飞和秦桧那样的人，也更有张俊、韩世忠那样的人。所以，后人们也按照自己的本性从丰富的历史中撷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英雄学习岳飞，佞臣学习秦桧，更大多数的“中间人”会学习张俊和韩世忠。一个人何以成为这样的人而不是另外的一个人？是来自他们的主观选择还是造物主的自然选择？这样的问题已是有着太多不确定性的哲学问题了，古今中外，没人给出确切的答案。总之，在每个人的生命过程中，都在做着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好像是自己成为自己一样，但如果到了生命终了的那一刻，又都会发现，其实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这样，宿命论属于暮年，而关于选择的信念则持续了几乎一生。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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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岳飞传》，邓广铭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此书是目前关于岳飞研究及传记中，最为严谨扎实的作品，史料翔实。邓广铭先生为著名的宋史专家，著述颇丰，学风严谨，一切围绕史料出发。因而，此书中的一些观点也引起广泛的争论，例如《满江红·壮怀激烈》一词，邓先生认为是岳飞所作，但有人表示不同意，再如他从史料出发，断定杀害岳飞的主谋是秦桧，对此观点，本文作者就不敢苟同。如有意深入了解的读者可参阅双方的说法，自己取舍。
2、《岳飞研究》，这是本论文集，岳飞研究会主编，岳飞故里河南省汤阴县岳飞纪念馆资助出版，由《中原文物》杂志以特刊的形式在1989年7月出版。收录了二十多篇有关岳飞的研究论文，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且都是严谨之作，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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