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战国末期著名的政论家。他写的《韩非子》一书，共有55篇文章，10万余言。可以说，它是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年)，阳翟(今禹州市)人，出身于韩国贵族。韩非幼年时，与李斯(后为秦国宰相)同是著名思想家荀况的学生。他生来口吃，不善言谈，却善于写书。他的同学李斯自己说：我的才能不及韩非。
韩非的故乡韩国，在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后，成为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之一，国内新旧势力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公无前355年，韩昭侯曾用申不害为相，实行过变法，对原来“晋之故法”有所改革，因此，韩国曾一度富强起来。但是，申不害的变法，只讲求君主如何驾驭臣下的术(策略)，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改革法规来贯彻执行“韩之新法”。因而社会改革也就不彻底，旧势力重新上台，使韩国逐渐由强变弱。到了韩非时代，韩国已经成了当时七国诸侯中最弱小的国家。所谓“事秦三十余年”，实际上成了秦国的附属国。
韩非看到故乡韩国渐渐衰弱下去，曾多次上书韩王安进行变法改革，实行富国强兵政策。但韩非的政治主张一直未被韩王采纳。韩非痛恨国君治国不讲法制，不能使国富民强，不能好好任用贤能，反而举用一些浮夸淫乱的人。于是，韩非退而著书。他对先秦时期变法改革的历史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在总结前人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作品十余万言。他认为：秦国由于“奉法者强”而国强；韩国则因为“奉法者弱”而国弱。特别是对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功经验作了深刻地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秦行商鞅而富强”(《韩非子·和氏》篇)。
韩非集法家之大成。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等思想溶为一体。法、术、势“不可一无”，但“以法为本。”在韩非看来，三者都是封建君主统治的工具。“法”是政治制度和法令，人不分贵贱都必须遵守；“术”是国君依据法令控制官吏的策略，用“术”把一切权力集中到国君之手；“势”是势力、权威，有了“势”，才能保证“法”、“术”的实行。这种思想体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
韩非认为，要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地位，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制。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指出了中央集权制对当时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是必要的。
韩非十分重视奖励耕战。他在《五蠹》篇里提出了“富国以农，拒敌恃卒”的口号。韩非对战国末年出现的“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的风气非常不满，对危害耕战的人深恶痛绝，把这些人比做是危害国家的蛀虫。他把不从事耕战的儒生，高谈阔论的纵横家，游侠刺客，害怕兵役的人，投机营利的商人，统称为“五蠹”。就是五种社会害虫。他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不管选拔文官或是武将，都要从地方官和士兵中选拔。这就否定了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
韩非还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否定了历史是“上帝”创造的唯心主义观点。在韩非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并不是天的安排，更不是帝王的功劳，而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的结果。韩非认为，社会经济生活进化了，一切都应随之变化。如果到了夏后氏的时代，还有人构木为巢，钻木取火，那一定会被当时的鲧和禹所耻笑；在殷周时代，干旱已成为主要矛盾，还把决河排水当作第一件要事，那一定会被汤、武所耻笑；如果现在有人赞美过去尧、舜、禹、汤、武的政治，硬把它拿到今天来实行，那就必然会被今天的人所耻笑。所以，圣人不按古法办事，不墨守常规，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措施。韩非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宋国有个种田的人，看到一只兔子跑过来，一头撞在田里的树桩子上死了，于是，他就放下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碰死的兔子。结果，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而只能被宋国的人所笑话。现在如果用古代先王的那一套办法来统治当代的人民，就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样愚蠢可笑。
当时，韩非的著述传到秦国，秦王见到他的《孤愤》、《五蠹》等书，赞叹不已地说：“我若能见到此人并与之交谈，便死而无恨了!”李斯说：“这几本书都是韩国公子韩非写的。”秦王因此急攻韩国。韩王最初不用韩非的意见，如今事急，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大为高兴。谁知他的同学李斯忌妒他，怕韩非被秦王重用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因此就与姚贾一起谗害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现今大王想吞并诸侯之国，将来韩非还是会替他们韩国效命的，不会替我们秦国出力，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若用他，就给自己留下了后患，不如给他定个罪名，把他杀掉。”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话，就以“韩国奸细”的嫌疑，派下吏治罪于韩非。李斯趁机叫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要向秦王陈述意见，可是始终见不到秦王。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但为时已晚，韩非已被暗害致死了。
韩非虽然没有来得及亲自推行自己的主张，但他的法治思想却被秦始皇所采纳，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
战国时代，禹州称阳翟，属韩国。韩非为阳翟世家。韩景侯6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周王将韩、赵、魏封为诸侯，韩景侯遂将国都自平阳(今山西临汾)迁到阳翟。从此，经韩景侯9年，韩列侯13年，韩文侯10年，韩衰侯1年，共33年。到韩衰侯2年(公元前375年)，韩国出兵灭掉郑国，遂将国都从阳翟迁到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迁新郑仅5年，至韩衰侯6年，因国君韩哀侯被臣下韩严所杀，哀侯之子懿侯继位，复将国都迁回阳翟。后传7世，均建都阳翟。其间，中经韩懿王12年，韩昭侯26年，韩惠宣王21年，韩襄王16年，韩厘王23年，韩桓惠王30年，韩王安9年，共137年，加上迁都前33年，韩在阳翟建都长达170年之久。
韩王安5年(公元前234年)，韩非出使秦国，当年，韩非46岁。也就是说，46年前，正是韩厘王16年，即公元前280年，这一年史学家认为是韩非的生辰年。
由此可知，韩哀侯2年(公元前375年)韩灭郑，将国都迁至新郑时，韩非还没有出世，公元前375年到公元前280年，还有90多年。作为韩国贵族出身的韩非，自然是韩国君主的氏族近亲，他还在韩国做过官吏，有条件劝谏韩王变法改革，因此，韩国国都当然是韩非长期生长、生活的地方。
考察韩氏世家，韩非故居在韩国国都西北部的小韩城(今禹州市浅井乡小韩村)。《史记·韩氏世家》载：“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武子传三世后有献子、贞子、简子、庄子、康子、景子(景侯)、列侯、文侯、哀侯……到哀侯时期国势较强，韩与赵、魏瓜分了晋国。这年哀侯在国都阳翟西北筑小韩城(今禹州市浅井村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说，小韩城在禹州“西北三十里，韩哀侯所筑”。同时，哀侯还在这里筑有看花台(见《河南通志》)。此后123年，即公元前280年，韩厘王16年，韩非出生在这小韩故城。韩非系韩国贵族，又有爵位，因此他能够规谏韩王推行法治。但是，从韩桓惠王到韩王安，没有人听从他的改革建议。韩非深感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伸，因此愤而著书。韩非就在这小韩城渡过了他的写作春秋，完成了他的全部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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