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与世界股市的关系,股市和国际形势

投资人不应该受到自己政治观点的影响。经验告诉我们，很多股票投资者因僵化顽固的政治立场而失去大好机会。

全世界的大部分股市专家从一开始就不受干扰，不会对政治信念有过高的评价，他们对所有事件的观点都基于自身在股票市场的投资。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典型的例子。政府的每一个新决策、新法规，只要是对他的投资不利，他就马上称之为愚蠢且不道德：“政府是最严重的罪犯。”反之，若是法规正合他的意：“这是多么明智的政策。”

有时我被问及投资人是否要有道德上的考虑，我认为这要看情况而定，要看是基于人道立场还是和立法上的道德有关，特别是在一些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我曾经认识一个投机者，他从维也纳来到巴黎。他在咖啡馆里问同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小伙子，跟我说说吧，在这里，什么是被禁止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样，通过复杂的交易就可以赚到很多钱，而且人们会想方设法战胜法律和法规。

基于人道立场，我认为在某些重要原料（比如棉花或是粮食）上做投机是绝对不道德的，因为这些股票和民众相关的利益有冲突。

但是明显的利他和慈善在股市中是这样做的：当存在做空投机者或一组特定的股票受到打压而下跌时，那些继续持股不卖的人就是利他主义者，他们“大方地”被做空投机者利用了。（对于此类卖空者，我稍后还会提到。）先有投机，后有音乐

贝尔特·布莱希特（Bert Brecht）曾经说过：“吃饱饭是前提，其次才是道德。”对我而言，则是把音乐放在第一位，坦率说，这才是我的最爱。我要说的是我未能实现的音乐基金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金钱冒险。

“二战”末期，我将全副精力放在投资一些贬值的国家或地方公债上，我坚信经过一场混乱，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在这些负债经济体中，有些很快就履行了偿债义务，有些则经过长期逼迫才不得不还清债务。在这些贬值的债券中包括法国政府债券，长期以来我就对它有所打算。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情况下，法国政府不愿意偿还这笔公债，只愿意付清那些还在原始认购者名下的债券。法国政府想要阻止以低价收购这些债券的股票投资者通过投机买卖获得利润。这个立场虽然可以说符合一般道德，却与股市道德有所冲突。

股市道德认为，收购这些价格跌到谷底的证券是一件好事。要怎么惩罚那些以低价收购票证，却对未来价格走势有正确判断的投资人呢？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买了几公斤重不值钱的债券，同时也订下计划，这次的投资不是为了我的腰包，而是为了美妙的音乐。我要求法国政府按票面价格全额偿付，但为了要证明我不是个唯利是图的投资人，我要把从中赚到的全部利润来实现我的理想：成立促进法国音乐发展的基金会。

当我以远低于面值的价格收购这些债券时，总额已经足够为音乐做些有用的事了。同时，我的名字也能镂刻在某块金属纪念牌上，或者我也可以用这笔基金的利息设个“科斯托拉尼奖”。想到约100年后，每年都有音乐作品得到科斯托拉尼奖的表扬，这会是多么崇高的感受啊！

我制订了详尽的计划，听取那些欣赏这个计划的专家和其他人的建议。我开始梦想成立我的基金会。是啊，人人都可成为股票投资者，但不是每个人都可成为音乐家。在命运不让我成为音乐家时，至少在音乐史中我可以以赞助者的身份留下名字，多么完美的计划啊！但是股市又一次与我的计划背道而驰。

我在财政部办公室阐明基金会计划时，在同一幢楼里，一些负责的先生们正在谈论信用道德、债务人的承诺等。突然他们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法国政府将全额偿还所有债券，不论持有对象是原始认购者还是新持有人。我这几公斤的债券将以全额面值偿还，只要到柜台办理就行了。这下就是要我狠心地从自己的口袋捐出一大笔钱。我虽然热爱音乐，但我更是个干练的投资人，而且终究不是天使，于是音乐基金会只剩下3个音符：哆、来、咪。政治化的股市

股市和外汇市场在一边，政治和经济在另一边，像是相对的两个半球，而且是很明显的。这两个领域有各式各样的依存关系，就好像在一个系统里有沟通管道一般。人们常问哪一边会影响哪一边：是政治和经济影响股市气氛，还是金融市场的心理状态影响了社会？

归根结底这是个鸡和蛋的问题，当然国家政治对股市有极大的影响，利率和税务政策都由政府决定。政治风向（向左或向右）会影响投资人心理及企业的未来，国际局势也对股市有强烈影响。世界的形势（紧张或平稳）影响了大众的心理，国际关系的发展左右了整个行业发展、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国际商务条约等。伊拉克危机就是一例。

但是，如同我说过的，股票投资者会根据他们对事件的心理态度而在多头或空头市场上进行投资。我听过一个小故事，正好可以解释股市和政治间的复杂关系。

有个股市老手和几个客户在一起闲聊，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一直想知道，到底多头市场和空头市场是怎样形成的？”

这位资深股票投资者开始解释：“我举个例子，几十年前，有一天报纸报道了一位年轻英俊的苏格兰王子与一位迷人的西班牙公主订婚的消息。全世界都对这对可人儿着迷，随后打探更多有关他们的消息，也密切关注他们罗曼史的发展。这件事在大众间引发正面的气氛，也全面地感染了欧洲股市。股价行情持续上扬，许多投资人变得富有，有些人得到财富，人们购屋、置产、投资，经济一片繁荣。如此就有了多头市场。”

所有在场的人都点头赞同，他们记得这段父母曾说过的黄金时光。这个股市老手继续说故事：“但是有一天，双方家族传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坏消息，婚约破裂，王子和公主因吵架而分手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引起了股市最大的危机，行情跌入无底洞，财产消失，有人自杀。这是空头市场。”

一阵震惊后的沉默，先前那个提出问题的人，终于打破沉寂说：“贵族的婚约和股市又有什么关系？”股市老手答道：“奇怪了，当我解释多头市场时，你怎么没问我这个问题呢？”

我曾说过：世界上最大的投机是买通一个政治人物，再以他自认为合适的价格卖出。因为许多政治人物及负责国家经济及财政决策的人常常自视过高，所以他们不明白自己所发表的言论对大众有何影响。如同伏尔泰曾说：“伏尔泰是很有力量的，但是群众更具有力量。”

此外，政治人物常常无法理解国际投资人的计谋，他们不了解投资人的想法及影响力，却敢以未经深思的解释和语意混淆的定义来鼓动投资人。

只要任何一个政府负责人轻率地表态，就会有上千个大户或小户买入或卖出，不经考虑，常常还不合逻辑。在过去几年里，这种投机交易越来越多，而且势头猛烈，对经济造成巨大伤害，甚至对大众媒体也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这里有一个经典的例子。1977年夏天，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门特尔和德国总理施密特同时宣布，不会对因经济因素而贬值的美元进行任何干预。但此类表示却已对美元造成了影响，而且是造成美元继续贬值，而这种贬值本身在经济方面找不到依据。

这个声明的想法本身没错，因为不进行干预正是汇率政策的原则，然而强调此事却是不必要的。

从高层发出的这种暗示就如同对投资人发出了邀请，从而产生了其他连锁反应。伤害已然造成，连当时在位的奥匈帝国的经济部长兰多夫也发表了一个做作、卖弄聪明的声明：他担心两样东西——石油和美元，会很快达到统一价格150马克。

这有什么好处？这些声明话音未落，所有投资人就开始操作美元买卖了，或是做空美元。政治人物应该要认识到投资机制及投资人的心理，可是他们满足于用陈腔滥调来解释行情及价格的变动，从不去探讨真正的原因。如此一来，不论是对于原料还是货币市场，都无法防止混乱的发生。

事实上，政治人物应当比投资人更早采取行动，起码讲话要谨慎。在所有股市及市场上，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当投资人对一种货品、货币或是有价证券行情持有或高或低的预期时，或是被大众媒体说服后，投资人会大量买进或卖出，直到行情达到期待的价格。在这个疯狂的行动中，没有人会多加思考，因为没有人能从大众心理中解脱出来。这些买进某种货物的玩家不只预见了事件的发展，还预见人们会向他们抢购这些货物。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这是预期的累积，被称为预期的平方，而行情波动背离逻辑和经济事实的结果就是崩溃。

那么这些在位者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防止愚蠢或是坏心眼的投资人所带来的灾害呢？这里有许多种方法和可能。过去匈牙利人说，最好的警察出身于贼。因此政治人物、财政部长或是央行总裁身边应该有当过投资人的顾问，这些人可以经常向他们提供帮助。红色脚踏车

成功的投机者必须是思维敏锐的政治分析家和训练有素的大众心理学家，因为他同时要解开两个谜题：政治事件及储蓄者对政治事件的反应。针对某些事件，人们也许可以预测到逻辑性的发展结果，却很难掌握储户的反应。如同我曾说过的：战争爆发时，我们常常会经历行情一飞冲天的情况，也常见到同样的消息使股价跌入谷底。“事到临头才动手”，这种古老的股市智慧已不再实用，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事就不是股市智慧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慎重权衡考量。

当我还只是个孩童时就已经体会到，投资不可以跟在消息后面跑。事情是这样的：1914年夏天，刚开始散发出的火药味引发了实在的投资热，人们投资于危急时期可能无法向匈牙利出口的商品，因此外国产品的行情上扬。人们的投资包括香草、丁香等，尤其是拉菲草，因为对匈牙利酿酒业而言，拉菲草是不可或缺的原料（酿酒师需要用这种叶子制作韧皮纤维）。

我哥哥当时在一家大银行当见习生，这家银行专门从事原料贷款业务，他因此得到了有关拉菲草的消息。通过跟一些朋友合伙和贷款，我哥哥向银行买了一些合约。那时的价格已因投资热潮而涨高了。

一开始，幸运之神似乎还很眷顾拉菲草。战争爆发后，拉菲草价格就像坐上火箭般向上冲。然而很快地，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联合军队闪电般侵入塞尔维亚境内，同时德军也击溃了俄军。这两个由前线传来的胜利消息让人们以为和平将至，一切将会恢复平静。

拉菲草的价格开始下滑，而我哥哥已经负债累累，银行一直在催款，可惜大家的钱包都是空的。

我哥哥从早到晚都很郁闷，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行情上升一点会让他松一口气，行情下跌三点会让他跌入绝望之中。我们大家都和他一起经历了这种不断的跌宕起伏。来自前线的消息对我们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消息对拉菲草行情的作用。在哥哥得知父亲对他的求救声充耳不闻时，他恐惧得发抖，连母亲的劝说也没能使父亲动摇。当哥哥因银行的催款而惊慌失措甚至起了自杀的念头时，可怕的阴影笼罩着全家。

最后父亲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紧迫性，他得知哥哥将此事看得很严重而且攸关名誉时，便同意为哥哥偿还这笔巨款。从此以后，拉菲草在我们家是个禁忌的话题。没有任何一件悲剧不会侵犯到家庭名誉，而我，则得不到期盼已久的红色脚踏车了。

严重的投资危机刚过没多久，就传来同盟国军队在马内及其他前线挫败的消息，胜利的希望因此破灭，战争无望地持续下去。拉菲草的价格再度攀升，但这一切为时已晚。

故事结束了，我的父母亲和哥哥早已过世，当时的拉菲草投资对现在的我而言微不足道，但直到今天，我仍然深刻感受到当时的恐惧。当股市变成人人谈论的话题

我们已见识到政治事件如何决定股市的兴衰。反过来，股市的发展也影响了经济、政治及社会。这在股市狂热情绪过度高涨的时刻，表现得尤其明显。

此时人们在社区的晚宴、鸡尾酒会、议会的走廊上谈论股市，交流彼此对股票的分析意见，就是这个时候，当所有人都在谈股市时，你就必须退出。

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1961～1962年的冬天，纽约华尔街有如嘉年华会般快乐，股票投资者的生活幸福美满。当时的美国股市热潮达到顶点，人们不需懂得太多股票的事情，只要今天买进、明天卖出，或是明天买进、后天卖出，就可以赚得盘满钵满。要是刚好抓到新的热门证券发行的机会，就会像命中靶心一样走运，新发行证券在上午还只是10美元，到下午就价值20～30美元啦。人们只要认识投资经理的太太的美发师，就能幸运地买到新发行的证券。

华尔街所有经纪人全力以赴，大约有30万名销售人员上班时几乎离不开电话机，因为任何一个电话都可能卖出去数百到上千股新发行的股票。当然所有新发行的股票都是热门的，甚至热到能使顾客烫伤手指。销售人手似乎都不够用，因此他们在媒体和报纸杂志上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交易量逐日上升，每天都创出新纪录。股票经纪公司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开发新顾客的渴望似乎永远得不到满足。

这幅热火朝天的景象令我回想起1929年时的夸张气氛，这种气氛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如此的狂热中，才能把一切卖给大众，不管是什么空中楼阁企业，还是什么月球房地产股票。繁荣景气最终在1962年的危机中结束了。

心理学和宣传，在繁荣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几年前的德国也有过热衷于新发行证券的情况出现。一家休闲产业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为了卖出新股票，它们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还邀请了十分有名的公众人物。大众预期这个股票的价格将会上涨数倍，于是市井小民几乎跑遍了一家又一家的银行，只为了在这儿买10股、在那儿再买10股，起码可以买到一小部分，当时这只股票的发行面值约为370马克。

后来这只股票以面值500马克上市，然而以这个价格还买不到股票。当行情超过1000马克时，大量的股票（绝大多数来自英国）涌入市场。突然间人们随便就能买到这只股票，想买多少都行。而德国人民也全买了，从前没买到的，现在都打算要多买些放着，这都是心理因素使然。事实上银行早就知道，这家公司已经亏损，然而银行还是引导民众继续购买。银行的用意当然是要出清库存。所以我在演讲中一再重复说明，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要跟随银行的提示进行交易。就像我常去的餐馆，如果老板推荐我点“时令牛肉”，我就知道他在厨房里还有几份“存货”要解决掉，所以我当然就不点这道菜了。

气球总有涨破的时候，现在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只不过是300马克。之后有一次，我有机会当着这家发行股票的银行总裁的面，毫不客气地引用华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里的一句话：“你们这些幼稚、装老实的人是最恶劣的淘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