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商埠地块规划(长春老城区土地规划)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吉林行省的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大城市的商埠公司“卒以计画不善，无效中辍”。这一失利证明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开埠是行不通的，只能实行官办。此时，由于东北刚刚改成行省制，新机构大量设立，各级官员不断变化，一切都处于探索阶段，于是各地的开埠事宜暂时停止。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虽然下令裁撤了商埠公司，但他考虑到维护国家利权、对抗日俄势力扩张的重要性，开埠通商的决心还是非常坚定的。他和继任者锡良都认为长春为三省之中心点，又是日俄两国势力的分界点， 这里“交涉日繁，外人以财力、权力、商力相竞争者，咸集视于该埠”，可谓“三省大势，即在长春”。因此，开办长春商埠的初步探索虽然失败了，但后续的努力并没有停止。

壹

道台承担开埠重任，巡抚确立圈购方针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起，满铁附属地大张旗鼓地开展基础建设，到宣统元年(1909年)时，部分街路和建筑已经建成，附属地已具雏形。日本人称，在满铁附属地建成后，长春城“很少得到铁路之利，其昔日繁华之势，已被附属地所取代而日益衰败”。督抚们清醒地认识到，“宽城地方，现在外患已成，不能不图治理”。吉林巡抚陈昭常更是认为，在吉林和长春，能与日本抗衡、限制日本势力的办法，就是在3年内建设好商埠。但是，如何兴办长春商埠?由谁来负责?一时还没有答案。

随着日俄在东北地区势力的扩大，外交纠纷日益增加。而长春居于冲要之地，中外人员聚集于此，交涉事件大量增加，长春府为此还设立了交涉分局。徐世昌等东北高层官员认为，像长春这样交涉频繁，地理位置又如此重要的地方，知府本来就政务繁重，如果再兼顾交涉，无法承受如此多的职能，于是奏设吉林西路分巡兵备道一职，道署就设在长春，负责办理一切交涉事务。当时，哈尔滨和吉林在商埠公司裁撤后，开埠事宜早就交给道员级别的官员来承办，于是吉林西路道还兼管长春的关税、开埠事宜，正好解决了由谁来办理长春商埠事宜的问题。

关于道员的人选，徐世昌最开始考虑的是滨江关道道员杜学瀛。杜学瀛曾在农安做过知县，对长春的情况比较熟悉，又在哈尔滨长期和俄国人打交道，外交经验丰富，特别是筹办过哈尔滨商埠公司，对开埠事宜也颇有见解。但是，由于杜学贏的继任者施肇基当时还不能前往哈尔滨接任，他自己也有部分事务没有完成，暂时无法到长春上任。在形势不等人的情况下，徐世昌上奏清廷，“吉林西部兵备道一缺驻治长春，政务繁颐，交涉日增，亟应派员暂署，以资震慑”，推荐牛庄苇塘垦务局总办陈希贤暂行署理。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陈希贤走马上任，吉林西路分巡兵备道在长春正式成立。

陈希贤极具才干，被上级考核为“为人开明，文武兼备，实为近来不可多得之人才”。他刚刚上任不到一个月，吉林巡抚就由朱家宝换成了陈昭常。陈昭常很重视商埠事宜，刚到任就与徐世昌反复商量此事，两人的共识是，“开埠一事断不能以款项无着，再事因循，乃分饬交涉司和西路道分头筹划”。从此，陈希贤正式接手长春开埠事宜。

当时的吉林交涉使为邓帮述，他接令之后，于十月份在省城吉林行动起来，选址、测绘、购地，又在宣统元年之初决定设立开埠局，凡是“筑马路、建屋宇、练巡警等事，以开埠局为承办之机关”，还提出开埠局内设立总务、建筑、警务三科的设想。这些措施也给后来的长春开埠作了方向性的示范。在长春，陈希贤也是“办理诸政不遗余力”，多次前往省城与巡抚商议长春开埠等要务。

当时的长春，日本商人已开始大量涌入，除了留在满铁附属地内以外，还有很多人移居到长春老城内外。陈希贤曾谋划设定商埠区域，“将外国人都限制在商业区内”，因而被日本人批评为“排外思想严重”。其实，将外国商人集中在商埠内通商贸易，一直是长春开埠工作的指导性原则，并非陈希贤排外。此后，陈希贤还提出了长春城内马路兴修计划，但是“因款项支绌，一切应办事宜未能著有成效”。在诸事无成的情况下，陈希贤又因自己的身份是“暂署”(即暂时负责西路道工作)，所以萌生退意。恰好在宣统元年三月，他因在“营口牛庄开放苇塘荒地，颇著劳绩”，被徐世昌奏请官升一级，“晋京引见”。按清代惯例，引见官员必须辞职，徐世昌和陈昭常随即奏请，由吉长铁路局会办颜世清代理吉林西路道，并于三月初五日接篆视事。从此，颜世清开始在长春政坛上大放异彩。

当时的吉林西路道之职非常重要，锡良曾说该职位任重事繁，“非内地道缺可比”，如“马路之应修筑，税关之应开办，商埠购地之应筹备”等等，“均为重问题”。颜世清上任之时，徐世昌就曾叮嘱他，在长春“所赖以挽回利权者全在商埠”，要求他“设法筹维”，“务使地主之权操之自我，经理之任不假于人”。

颜世清就任时只有35岁，日本人评价他“血气方刚，青年有为”。从档案文献来看，颜世清对日本人抱有强烈的警惕意识。从清朝职官制度来看，他只是“代理”，在职时间可能只有几个月，而已经卸任的杜学瀛很可能随时接任，但颜世清并没有因此得过且过，而是恪尽职守，锐意进取。对于满铁附属地的迅速壮大，他“不再加以默许，因此决心开辟商埠地，发展工商业，与附属地决一雌雄”。他上任才十几天，就到奉天面见东三省总督，借款40万两白银，作为经营商埠、建筑房屋、修建马路的启动费用，承诺用商埠的收入偿还。他又到省城吉林，向巡抚陈昭常陈述了自己的开埠方案。这些事情处理妥当后，他开始着手长春商埠界址圈划，为购地做好准备。

对于当时东北开放的16处商埠，各级官员都大力强调“自开”。因此，“盖有杂居而无分界，一切管理权皆为中国自有也”，也就是不用划定商埠区域。而长春由于“载在约章”，其性质与完全主动的自开商埠“不无少异”，所以颜世清认为，仍须将“埠界画定”，各国商民只能“在埠内租地建设房屋、行栈，与华商一体居住、贸易，而商埠界址以外各处地段概属内地，仍照向章办理”。也就是说，商埠地以外都视为“内地”，两者享受的土地、税收等各项政策是不同的，将外国商贾集中到商埠地内，通过税关征税，又方便管理。

长春最初划定的商埠区域，北半部分全被日本人占去，留给长春方面的，只有老城以北大约1000米的纵深区域，连东三省总督锡良都认为“办理较难”，但他与吉林巡抚陈昭常和颜世清，还是决定把商埠设在这里。陈昭常则更具雄心，在颜世清赴任之时便指示道:“先于日人已购地亩四围悉行圈购，毋使再有侵越，而于圈定界内能设法购回者，议价回收”。“圈购”就是将满铁附属地周边的土地全部购占，使之成为官地。如果“满铁”再想购地，必须通过长春官方，防止日方像以前那样与农民私下交易。这样，其任意扩张的态势就会得到遏制。从此，“圈购”一词经常出现在相关公文中，也成为长春商埠区域划定和土地购买的指导性原则。多占一寸土地，就意味着多一寸主权。颜世清对圈购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他与长春知府一起勘查，并绘成《商埠界址图》上报。划定后的长春商埠区域“约面积二十五方里强，共地一万三千五百余亩”。其中长春北关与“满铁”之间为主体部分，“计东界长一千二百三十丈，南界长九百丈，西界长九百六十丈，北界长一千九百五十丈”，主体部分的“正北、西北、东北三面处处与日界连接”。此外，为了防止满铁附属地任意扩张，还将其附近的民地，“悉数圈入埠界”。这样，长春商埠的南界为长春老城北墙，北界为二道沟，东界为伊通河，西界则从西北门起，向西北延伸，将满铁附属地西界外侧的头道沟南支流都包纳进来，直到中东铁路附属地。除了和俄国车站接壤的部分，满铁附属地周边全被商埠包围。从清末长春地图看，当时的长春商埠地像一个巨人伸出双臂，将满铁附属地紧紧地锁抱起来。从实际效果看，圈购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有效限制了日本势力的肆意扩张。

贰

围绕商埠事宜，发生府道之争

根据规定，商埠事宜由吉林西路道负责。划定商埠区域后，颜世清又制定了《长春商埠购地章程》8条，请求上级批准，并计划用100万吊官帖来征地，奉天方面也派来了购地委员王文光协办相关工作。但就在此时，东三省总督锡良给长春知府孟宪彝下了一道公文，提出“以长春为约开口岸，自应赶紧购定地段，划出界址，以备建筑商场所用。一切事宜即责成该守妥筹办理”。

孟宪彝当时46岁，年富力强，很想干一番事业。接到公文之后，他亲自到长春城北实地堪查，还在府衙内设立了购地局，又向颜世清报告，请其派出测绘委员一起圈定长春商埠界址，即“自东门外龙王庙东河沿起，东北、正北、西北均与‘满铁’及日本领事馆敷地划定界限相连，西面至乾右门止，南面均近城墙”。还贴出购地告示，要求商埠界址内的土地不准私自出租出兑，“俟本府勘定后按照现时地价从优给付，以便建筑商场”。孟宪彝还亲自带领属员，从靠近满铁附属地一侧的“紧要之地”开始，逐段测绘各家土地，立木桩为界标。

和今天的土地征用一样，征地方需要和业主达成补偿协议。为此，官方通常会出台购地章程，作为购地工作的行动指南，其中包括购地范围、价格、征地程序等。孟宪彝另拟定了一套购地方案，即《长春府商埠地购地简章》，一共11条。关于购地价格，各级官员都认为应该参照满铁附属地的价格，并将地划分成3等，分别是1000吊、500吊和300吊。但孟宪彝认为，当初“满铁”所购之地都是离城较远的荒芜土地，而且日本方面在购买领事馆用地时，已将地价增至2000吊。长春商埠圈划的土地多半靠近长春城，不宜参照“满铁”的购地价格，否则会激起民怨。孟宪彝将购地价格分为6等。当时长春城北关之外西部，大约在今天大马路以西的平治街和西四马路之间，已经街巷纵横，房舍林立，有名的热闹街、城后堡屯，还有中学堂、劝学所、同善堂等多个官办机构，都在这一区域。在大马路以东，也有乐亭屯、铁岭屯等村落和英国女医院等机构。这片近城街区拟每垧发给2000吊，靠近老城、南满铁路的地区每垧1500吊，洼地1000吊，偏远处500吊，偏远且低洼处300吊。坟墓迁移费则按照“满铁”的标准，每座发给15吊。此外，龙王庙、中学堂、同善堂、劝学所、李公祠、女学堂、女医院、男医院等，都是宗教场所、公产或公益事业机构，故预留不购。房屋建筑分土砖，井泉分深浅，树木分大小，予以补偿。当时已经是阴历四月末，很多土地已经耕种，孟宪彝为此特别规定，已经播种的土地，如果不是着急使用，就算已发给地价，仍允许农民到秋天农作物成熟时收获。如一年以上不使用，第二年仍允许农民出租耕种，令土地免于荒芜。

孟宪彝在发布购地告示之后，即与西路道署官员周豫仁一起“传集地户，眼同绳丈，注册编号，绘则草图”，整个过程亲力亲为，分外忙碌。整理过程大约只用了10天时间，速度不可谓不快，其中涉及地主73户，购定土地1111.95亩。由于给定的价格相对公平，从优体恤乡民，又“告以大义”，所以整个过程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宣统元年五月初五日，孟宪彝将购地过程，以及购地章程、购地户人名和亩数清册、购地局经费开支情况，分别呈报给了东三省总督、吉林巡抚，并抄送给颜世清。

与商埠公司时代长春知府宋春霆半年时间毫无作为相比，孟宪彝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商埠划界和土地丈量工作，其执行能力可谓相当强大，上级本应该给予嘉奖，但从分工来说，颜世清才是开埠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这让对此一所无知的吉林巡抚陈昭常异常恼怒，他立即在孟宪彝的呈文上批示说:颜世清已经拟定了一个购地章程，“甚为妥协，今该守又从新另订，其中多未核实”;而“自购民地，辄援外人价格，显系意存买好，不顾公帑”，要求地分三等，将地价大加核减;而设局购地，会造成不必要的开支等等。最后，陈昭常明确否决了孟宪彝的章程，要求他遇事向颜世清禀商，不许有半点铺张浪费。

“意存买好，不顾公帑”是说孟宪彝给价过高，为收买人心而不顾国家利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以“满铁”的购地价格作为比较，2000吊的价格看似高出一倍，但却比较合理。因为“满铁”购地之时为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当时长春每两白银折合官帖3吊940文左右。而宣统元年五月，已经涨至5吊280文，通涨率达到76%左右。而且给出2000吊的地段都是近城地区，早已形成繁华街市，完全不同于“满铁”所购的距城几公里远的“荒田旷野”，土地价格肯定更高。即使在民间，近城一带土地已“无定价，问价则多离奇”。而且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日本在购买同一区域内的领事馆用地时，已经给价2000吊。孟宪彝还在呈文中特意解释说:“我以为多，在地户尤以为亏也。”

陈昭常在孟宪彝呈文上草拟批复的时间是五月十三日，而他早在五月初九日，也就是收到呈文的第二天就给颜世清发了一份约300字的电报。电文中称孟宪彝未遵照颜世清拟定的购地简章，擅自另拟章程，“此事关系何等重大”，特别是将地价骤增一倍，这笔钱款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无处筹措。他还明确给孟宪彝的行为定性:“但知见好于商民，而不为大局设想”。同时，他又毫不客气地批评颜世清，平时号称办事明敏，这次怎么连这么严重的事件都一点儿不知情呢?“不早请示，未免有负委任”。又让颜世清转饬孟宪彝不要别生枝节、另起炉灶，以免影响大局。

当时，颜世清风头正劲，锡良和陈昭常正在奏请将其由“代理”西路道改为“试署”，也就是准备进入试用期，大好前程刚刚开始。陈昭常一句“不早请示，未免有负委任”的批评，可能会让试署一事化为泡影。于是颜世清在五月十三日给锡良和陈昭常上了一道禀文，辩解自己的清白，指责孟宪彝目无上司、擅自作为。称自己的购地章程脱稿之后，包括孟宪彝在内的本地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员“一起阅看， 佥称周密，无庸更改”，随后该章程又呈报给吉林巡抚、东三省总督，得到了“极称周详”“妥善”等评价。而孟宪彝当面不说，背后擅自更改，让他这个做上司的十分难堪。他认为，孟宪彝连总督、巡抚“鉴定”过的章程都敢“一手抹煞”，其“目无职道，概可想已”。最后，颜世清又解释说，在孟宪彝呈报章程之前，他从没有听说过此事，所以根据没法上报，开埠一事是他的职责，“岂敢事前缄默，将来代人受过”。他还断言，在日本方面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孟宪彝“擅自作为，诸事不容商榷”，一定会导致开埠事业的失败。

颜世清禀文的核心含义是孟宪彝不仅轻视他，更没有把总督和巡抚放到眼里，这十分有杀伤力。清代官场上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颜世清是西路道道员，虽然不是孟宪彝的直接上司，但他节制长春府，并且道府同城共事，对于孟宪彝的职务提升还是有发言权的。颜世清的态度表明，他已经无法容忍孟宪彝了，而孟宪彝又被陈昭常电谕申斥，心灰意懒，也准备“禀请卸署”。至此，颜孟双方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由开埠引发的长春府道之争，一度成为新闻，多次被当时的媒体跟踪报道。

当时，孟宪彝才到长春任职7个月的时间，但已政声卓著，很受绅民们的认可。按当时的民间习惯，长春府的士绅们准备召开各城乡代表大会，想方设法挽留孟宪彝，但是大会还未召开，五月十六日，孟宪彝就收到了总督和巡抚联合发来的电报，由双城厅同知许元震代替孟宪彝，而孟宪彝则降署双城厅同知，并要求他们迅速赴任，不必等候正式的职务调动公文。按日期计算，这应该是督抚收到颜世清呈文的第二天。之所以如此迅速，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是锡良在看完颜世清的呈文后大怒所致。

按常规而论，孟宪彝久在官场，不可能不知道程序和规矩，他犯下这一低级错误，可谓疑点重重。从他上报的公文和发布的告示来看，一直强调是“奉督宪札谕”推动这项工作，并没有提到巡抚陈昭常，所以孟宪彝应是直接秉承锡良之意。锡良不可能不知道长春开埠工作由颜世清负责。而且当时他北巡吉黑两省，五月初十日上午抵达长春后，“随传见西路道颜观察、巡警总办唐观察及府尊孟太守，详询地方要政及商埠购地等事”，午饭后又在颜、孟等人的陪同下，“躬赴北门外商埠地址查阅周围”，当然更知道开埠事务的执行者是孟宪彝而非颜世清。而颜世清所说的事先毫不知情，也是掩盖事实。因为从公文上看，孟宪彝事先是禀报了颜世清的，双方还共同派员完成商埠地的测绘工作。孟宪彝发布告示，在北关外大张旗鼓地丈量土地，多次被报纸报道，长春城人人皆知，颜世清不应该不知道相关消息。而孟宪彝关于购地情况的呈文已抄送颜世清，颜世清也早早收到了陈昭常的电报，但他并没有向锡良陈明此事，而是在五月十三日以公文形式向锡、陈二人愤怒地声讨孟宪彝，其间应该是得到了陈昭常的支持，同意他以激烈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孟宪彝犯下如此错误，很可能是由于锡良和陈昭常之间的矛盾。当时，锡良任东三省总督不久，并不完全信任陈昭常，也不相信陈的老乡和亲信颜世清，不想将长春开埠的所有工作都交给颜世清，所以才让孟宪彝负责购地事务，由颜世清负责筑路建房和日后的管理事务。而孟宪彝的最大失误是将地价定得过高，落下了用公款收买人心的罪名。

面对陈昭常的激烈反应，锡良只好将孟宪彝调离长春，平息了这场府道之争。但是，孟宪彝并没有因为此事而影响仕途，锡良对他的重视程度更是不断加深，这一点也佐证了上面的推测。

孟宪彝降署双城厅同知后，六月份就被锡良奏请补授呼兰府知府，十二月调署职务更加重要的奉天府知府，与锡良督府同城。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围绕防疫问题，长春发生了第二次府道之争，道员李澍恩被调离，锡良急调孟宪彝暂署西南路道一职并领导长春防疫工作。锡良在离开东北之前又奏请将孟宪彝由“暂署”转为“试署”，给出“才具开展，任事实心”的高度评价。而此次“试署”为孟宪彝后来升任吉林巡按使奠定了基础。[作者为长春市社科联(社科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