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面包飞满天
编辑|面包飞满天
古代中国，两个世界并存，官员文士挥毫泼墨，抒写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百姓父老聚首畅饮，诉说家长里短的琐碎故事。
文言与白话，高下之见，尽在一瞬，繁简杂肆，衬托人生百态，此消彼长，互不相融，然则学者治国之术无从开展，老者耕种之意难以为继。
语言之隔阂，亦隔绝心灵，翰墨之美，不过供文人雅士抒发孤傲，白话之直，不外满足庶民市井控诉衷肠。
若两者能及时调和，则国之大义足可明，人之性情亦可察。
其实从上面话语中我们就能感受到文言文与白话的魅力，两方都是构成我们古老文化根本所在，但偶然我们也会产生好奇。
古人说话的时候也是用的文言文吗？是不是过于繁琐了？
古代人类语言的演变
文言是由古代圣人仓颉发明的，仓颉通过观察大自然中的事物，创造了表意文字。
这些文字像图片一样，直观地反映了事物的形态，比如文字“日”写成一个圆圈，就像太阳的样子，这种文字被称为象形文字或形声文字。
在最初的时期，古人使用简单的图画符号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效率不高，于是有学者发明了代表声音的文字。
仓颉造出了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奠定了中文文字的基础，随后又出现了甲骨文、金文等文字样式，文字与语言的结合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交流方式。
在先秦时期，平民百姓很少使用文字交流。
他们使用的是当时的口语，与现代汉语差异极大，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人很难获得书写材料，无法进行大量文字记录，当时的识字率仅有2%左右。
繁琐的文字系统主要被少数读书人使用，他们负责以极简的格式记录重大事件和创作文学作品。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逐步繁荣，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秦汉时期，民众的识字率缓慢提高，白话文作为口语的反映也开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到了唐朝，文言文和白话文参半并用的局面逐渐兴起。
明清时期，一些通俗易懂的话本小说问世，现代汉语与这些小说的语言已可基本互通。
文言文之起源
其实用文言文来说，我们也能清晰的了解其中的意思。
夫文言文，其来有自，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言语亦然。
数千年前之先人，其书写甚异于今日，考其因由，盖有二：既为成本考量，亦为传承习惯。
夫以言传意，古之难事，纸张未有，竹简纸贵，文辞故宜简练。
比如“战国策”之类古籍，篇幅虽短，内涵却深远浩大，可见文言体之功用。
口头相传亦盛行一时，若语言过于繁缛，岂不难记难诵？是以古人扼要语言，用词精良，既够意思，又便流传。
若论风骨与格调，文言体亦独具特色，词法严谨，句式婉转，寓意触类旁通。
能写能读古文者，可见学识深厚，不落白话之褊狭。
故历代士子多沉醉其中，以示格调，虽今日白话兴旺，文言体仍是我民族语言之瑰宝。
“万变不离其宗”，语言亦复如是，然则今人识读文言，实为难事。诚然，字字珠玑，意蕴无穷，然亦深奥难解。
一来生僻词汇，翻阅辞书难有定见，二来句式颠倒，难解其义。
岂止于今，近世之人亦非无文言体之芥蒂！明初通俗语言之推行，正为解决断代语言障碍也。
况及老百姓，识字有余而解字不足，岂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可见一斑矣！文言体之起源，固有其自，亦简言之则凝练，深谈之则隽永。
纵横文字四千载，文言体既是中华文字之源流母体，亦是古代聪明才智之流露结晶。
识字学古文虽难，尚可鼓励，埋首苦读，则我民族语言文化之精髓，终可体悟。
文言白话：中国文字演变的见证
文言文追求简练和升华，寥寥数语便可成章。
其来源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竹简笔墨稀缺，必须言简意赅，到了汉武帝兴盛时期，纸张逐渐普及，文言体系也日趋成熟，成为传统文人共通的书写语言。
如苏轼的《前赤壁赋》，用寥寥数语描绘大江东去的壮阔景象。
这种简练升华的文体，激发了文人们的文思，使他们在枯燥政事之外，寻觅人生的诗意。
而白话文则源于民间口语，词汇简单朴实，贴近常人生活。
宋代以后，话本小说大行其道，白话文被文人广泛采用，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脍炙人口的名著，都大量运用了白话文。
两种文字风格本都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简洁流畅的文言铸就了中国文学的灵魂，朴实明快的白话开启了现代文学的新篇。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总以为文学的改进，首先在文体的改进”。
笔者认为
文言文与口语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先秦时期，文言文可能更贴近当时的口语，但在后世的发展中，两者渐行渐远，到了现代已完全分离。
我们不应将文言文简单等同于古人的口语，其中的区别和变迁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思考，历史上的语言变迁充满复杂性和神秘感，我们今人能做的，就是抱着谦卑和好奇的心态继续探索，而不要做出武断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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