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上班族过劳死真相(揭秘日本员工过劳死)

「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这段话对么？不正确，因为对成年人来说，「用命拼」就像限量款盲盒，看上去挺美，可代价太高；但它很真实，因为「安逸的后果」，很可能是我们不敢面对的中年潦倒和晚景凄凉。

可怕的不是囿于「过劳」，而是无法逃离。

出品｜Figure·纪录片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精神濒临崩溃，无暇顾及周围的风景，四季不辨，昼夜不分。每天耷拉着头，拖着沉重的步伐去上班、一坐上办公室的椅子，眼前就只有电脑，也听不见周围的声音……」

中原翔太曾经是位系统工程师，高级「码农」。正常工作八小时加「自愿加班」八小时，这样的工作，他做了八年。因工作过度，睡眠不足和压力，中原翔遭受抑郁困扰，却不敢寻求帮助。

因为「害怕生病就会被解雇；害怕失去这份体面的正式工作后，我的人生就玩完了；特别害怕自己会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而轻生。」

2014年，电影制片人、摄影师深田志穂（Shiho Fukada），将自己对日本底层社会人群的观察，制作成系列记录短片《日本的即抛型工人（Japan'sdisposable workers）》，中原翔太是第三集的主角之一。

这一集名为《Overworkedto Suicide》，过劳自杀。「一个员工对大公司来讲，什么都算不上，可以随时利用、随时抛弃。」

更可怕的是，几年后，「过劳」不再是日本社会独有的痼疾，「过劳死」成为频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热点。然而那些逝去的生命，在一番唏嘘几度反转之后，很快就会被遗忘。

过劳日本

日本人喜欢用文字造新词、新梗，比如「社畜」，公司会社的牲畜；再比如「过劳死」（karoshi），2002年，这个词被英语权威词典《牛津英语词典电子版》正式收录。

第一宗有记录的过劳死个案就发生在日本：一名29岁男性员工在公司猝死于中风，但没有引起太多在意。直到同公司几位较高职位的壮年行政人员，在没有明显疾病情况下先后猝死，才引起媒体和关注，「过劳死」现象从1980年代末开始，成为日本社会的热议话题。

早在1947年，日本就颁布了《日本劳动基准法》规定，员工每天工作8小时，但几十年来很少有企业遵照执行。

摄影师：深田志穂

1989年，学者森冈孝二在文章中推算：大约四分之一的日本员工每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这些额外工作时间通常是无偿的。每年过劳死人数达1.7万人，高于交通事故死亡。

2016年，日本政府发布首部关于过劳死的白皮书显示，五分之一的企业员工有过劳死的危险；约21.3％的日本员工平均每周工作49小时或以上，远高于美国的16.4％，英国的12.5％和法国的10.4％。

用NHK的说法就是：每一年，日本人要比欧洲人多工作3个月。他们还给出了一组数据：2018年之前的五年间，日本共有368人死于过劳死。

过劳自杀

过劳带来的不止于身体健康，还有精神层面损伤。

2016年高桥茉莉过劳自杀事件，使得日本人意识到过劳、精神疾病与自杀的关联，并认定雇主责任重大——这是日本第一宗被官方认定为「过劳自杀」的案例。

24岁的高桥茉莉，从日本最好的东京大学毕业，在全球知名的日本电通广告公司工作。在人们的观念中，这就是幸福人生的开始。

然而，入职不到一年，她就从宿舍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花季年华。

厚生劳动省调查发现，根据高桥的打卡记录，她曾在一个月内加班130个小时，远远超过公司承认的约69.9小时——电通的员工协议规定：一个月加班70个小时是上限。

高桥自杀身亡之后，生前在Twitter上留下的让人绝望的字句才被注意到：「假日加班准备的材料，竟然被批的一文不值，让人身心俱疲」「除了想睡觉，我已经失去任何渴望了」「人生是为了活着才工作，还是为了工作才活着，我已经分不清」「我真的很想死」。

「在日本人为什么工作这么多？我感到沮丧的原因肯定是劳累过度。」一位程序员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我无能为力。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是感到烦躁，疲惫和恶心。我试图用药物抑制这些感觉，但是我觉得最近我的药物疗效越来越差。我好担心，我该怎么办？」

他的母亲西垣美代代后来发现，儿子的74名同事中，有13名因为抑郁而休假或辞职。但儿子老板的说法，让她感到惊讶：「这里的每个人都患有抑郁症。学会与抑郁症一起工作，是专业精神的真正标志。」

摄影师：深田志穂

日本政府对过劳死问题采取了一些举措：一旦经认定为过劳死，受害者家属每年会获得政府约2万美元、公司方面最多160万美元的赔偿。

厚生劳动省设定每年11月为日本的「防止过度劳累死亡启蒙月」，对「过劳死」问题展开宣传，各县府道政府也有自己的「县民不加班日」等活动。

2019年10月1日，日本厚生劳动省正式发布了《令和元年版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白皮书》，其中对过劳死有了更加清晰的界定：

如果员工一个月内在法定时间外超时工作累计超80个小时，并因为过度疲劳引发死亡的现象，即为过劳死。

尽管有了这些法律和措施保障，但是否冒着「死亡」的风险从事过劳的工作，依然无法由员工个人来决定。

刺入国家命运的双刃剑

一直以来，对日本社会过劳死问题成因的分析中，日本员工对勤劳的认同、对集体的服从，都被当做是重要因素。

在战后一代的日本人心中，为公司「出生入死是伟大的」，信奉「加班光荣，休息耻辱」。据Expedia调查，68%的日本员工对「带薪休假」感到羞耻。很多员工即使早早完成了手上的工作，也不敢早下班，以避免成为公司的「异类」，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前程。在这种剧场效应下，加班文化愈演愈烈。

企业欢迎这种现象，开始资助工会、文化团体，公司提供宿舍、交通接泊和娱乐设施、医务室和育儿中心——美其名曰「企业文化」。

在这时候，工作对生活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美好的未来、阶层上升似乎唾手可得，只需要你「奋斗」。

摄影师：深田志穂

刚刚去世的著名学者傅高义，1963年发表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描述了当时大量稳定就职于大公司的日本工薪阶层崛起的状况，工作稳定、消费自由、晋升可期的工薪族模式逐渐成为日本青年人心中最为理想的工作—生活模式。

被称为日本经营四圣之一的稻盛和夫，更是将工作称作一种修行，一种「燃」的精神——是不是觉得很耳熟，「福报说」该认祖归宗了吧？

日本确实在这种高涨的社会情绪中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生于1965年的日本作家金子由纪子，在《不被理想束缚的生活》一书中这样描绘：「那是一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年代。日本经济一路向上，人口增加，都市扩大，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

1984年东京奥运会、持续20年股市房价暴涨、贵妇全球扫荡奢侈品……一切如梦幻般美好，然而在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迅速破灭，社会陷入崩溃边缘。上班族们发现，尽管还有一份工作可以糊口，但曾经作为公司鼓励的种种福利已经变成枷锁，时时提醒人们：工作便是生活，生活离不开工作。

没有选择的选择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做过一个预言：100年后，人类每周的劳动时间只需要10~15小时，人们会因为闲得无聊而烦恼。

事实上，人类也确实经历过一段「工作时间越来越短」的美好时光，我们有了8小时工作制，一周双休成为全球主流。然而好景不长，正常的工作时间缩短了，加班却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在生产力日渐发展、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的今天，人们期待的「休闲型社会」并未到来，而是进入了新的「过度劳累的时代」？

森冈孝二在2005年出版的《过劳时代》一书中提到：技术革命与信息资本主义为过劳时代提供了技术支持。「尽管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方便的社交工具，但越来越被当作生产工具来使用，它并未带来工作量的减少，反而是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

过于发达的通讯，模糊了工作与家庭的边界，以时间为核心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和心理期待。

这是一个以数字为核心的庞大体系，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不断地被推着走，需要不断地完成一个又一个KPI。

「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

摄影师：深田志穂

国家也被卷入竞争中。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文版序言中提到：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是阻碍中国缩短劳动时间的重要原因。反过来，中国的长时间劳动又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过劳问题。

「在劳动时间问题上，其实全世界的员工都在进行艰难的博弈。如果世界各国的劳动者不能齐心协力，这场博弈的胜利者就不会是劳动者。」

讽刺的是，森冈孝二一生都在为改善过劳问题而奔波，却在2018年8月1日因劳累引发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恶化而逝世。这一天，离他完成《过劳时代》的中文版序，不到一个月。

悄然迫近的老年破产

2016年，中国台湾TVBS电视台拍了一部名为《谁偷走了台湾薪水》的纪录片，片中提到父女二人，都是做从事企划工作：父亲30岁时就拿到了每月38000元新台币（约合9000元人民币）的薪水，而女儿30岁时，月薪是39000元新台币，涨势感人。当台湾媒体批评这一代人「不敢吃苦」时，女儿的话一针见血：「恐怕是我们连吃苦的机会都没有吧」。

在经济蒸蒸日上的年代里，人们没有理由去想象未来的生活会比当下更糟糕。而当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拉大，「充满希望的未来」成为了奢侈品，「打工人」应运而生。

2018年，日本NHK出品了一部纪录片《团块世代，悄然迫近的老年破产》。一位68岁的老人青山政思，年轻时凭自己的奋斗跻身中产阶级。他曾以为凭借退休前攒下的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6万），足够自己养老了。结果发现存款跑不过通胀，更负担不起91岁母亲的护理费，一盒廉价的小菜要分2-3顿吃。

他和片中那些为了生存出来上班的老人一样，正是当年带领日本走向鼎盛的「过劳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