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西汉与后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个朝代，更是中国儒家文化首次实现立法的新阶段。同时，西汉也是一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在不到两百年的历史中，充斥着谶纬之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灾异变化、祥瑞谴告就与现实政治运动紧密相连。
生于西汉末年的王莽，幼年丧父，并没有得到作为外戚家族成员的优待。他从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为人处世之道，一跃成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说，重返朝堂；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步步高升，最终合法建立了新朝。那他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十五年里，就从“天下归心”的“哲人王”成为了一个“天人共弃”的篡汉者？
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王莽勤劳王事，建辟雍、制礼乐，恢复井田，赢得了同时代其他儒士的认可。那么王莽称帝的真正动力又是什么？王莽到底是邪恶无道的簒夺者，还是复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国的决定者，还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截取汉宣帝到新莽这一历史片段，从“祥瑞”这个视角切入，剖析王莽的个人、家族和政权相关的人物事件，再现了太后王政君、外戚王氏家族、刘姓皇室家族、儒家经师、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汉末年政治舞台的角力，进而重新审视旋涡中心的王莽，以窥他和时代的真貌。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张向荣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汉元寿二年六月戊午（公元前1年8月15日），深夜。
像往常一样，长安城正在宵禁。按照汉律，即使官府也不许在夜间捉拿嫌犯。路上除了巡夜的卫兵，绝无闲杂人等。虽是温热的夏季，宁静的气氛里透出肃杀。
此时，一个从长乐宫，也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住处出来的人在街上疾行，格外引人注目。知晓了他的身份，巡夜的卫兵们不敢阻拦，只偷偷猜测宫廷中又发生了什么事。
此人匆忙赶到一处闾里，穿过闾里和宅第的重门，很快见到了被叫醒的主人——太皇太后的侄子、新都侯王莽。王莽曾经担任大司马，但在六年前被免职，更在四年前被逐出长安遣回封国。一年多以前，他才被召回长安照顾姑妈王政君，眼下正赋闲在家。
使者传达了王政君的旨意：尽快收拾准备，立即赶去未央宫。
未央宫是皇帝所居的宫殿，汉家天下的心脏。
王莽虽属外戚贵族，但在外朝也就是“政府”没有任何职务，皇帝也没有赐予他能够进入内廷宫禁的身份。因此除非皇帝召见，王莽没有资格进入未央宫。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使者说出一个令王莽极为震惊的消息：刚刚，皇帝晏驾了！
王莽的震惊，一是消息来得太突然。这位名讳刘欣，后人称为汉哀帝的年轻帝王，早已将王莽彻底赶出权力场。王莽44岁，皇帝才25岁，只要他活着，王莽注定将老死于户牖之下。二是汉廷必已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王莽迫切地想知道刘欣是否有遗言？倘若有，安排谁继承帝位？姑妈急召自己入宫是真是假？是吉是凶？……
大约一两个时辰之前，未央宫。
皇帝刘欣觉察自己即将大行，命令掌管玉玺的官员符玺郎取来传国玉玺和绶带——这是皇帝占有大位的标志——交给了陪伴在龙床前的23岁宠臣董贤，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无妄以与人。
就是“不要随便交给别人”的意思。
说完不久，刘欣就晏驾了。他没有子嗣，也没有指定继承人。按理说，如此重大的消息应当尽快禀报太皇太后。天下没了皇帝，她的资格最为尊贵，而且她居住的长乐宫与未央宫并不远。
但消息被董贤有意无意封锁了。
董贤原本籍籍无名，是刘欣当太子时的太子舍人，为刘欣所爱慕。刘欣即位两年后，借故将他召回到身边担任侍从职务黄门郎。此后，两人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定襄郡发生了一件灾异，有匹母马生了一只三足的马驹。《汉书》后来认为，马是打仗的利器，三足的马怎么打仗呢？这就意味着将有一个不堪此任的人当上大司马。果然此后不久，二十几岁的董贤被拜为大司马，居上公之位，头衔包括高安侯、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成为帝国的二号人物，家人也迅速飞黄腾达，印证了三足马的灾异。
但这是他人眼中的董贤，刘欣可未必这么看。细察刘欣晏驾当日之情形，他虽然没有选定刘姓继承人，但把传国玉玺和印绶交给董贤的动作以及嘱咐，就像是一份交代后事的政治遗嘱，说得更清楚些，就是希望董贤当天子，最起码也是要董贤来主持选择继位者。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一来因为传国玉玺不是一个只具有形式意义的印玺，而是高皇帝从秦帝手中继承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刘氏家族合法统治天下的证物。二来，这已经不是刘欣第一次表达禅让的意思了。
最初，董贤刚被拜为大司马时，册文里使用了“允执其中”，这句话出自《尚书》，是尧禅位给舜时说的。用在拜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里，显得非常扎眼。当时就有勋旧私下里议论，“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就是说用这四个字册立三公，别有意味。
第二次，是刘欣在未央宫麒麟殿与董贤父子等近臣饮酒宴乐，或许是出于试探，或许是借酒发挥，他看着董贤，从容一笑说：
吾欲法尧禅舜，何如？
意思是，“我打算效法尧舜禅让，把皇位让给你，怎样？”这比起在册文里隐晦使用“允执其中”，当然更进了一步。
刘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禅让的愿望，在后世看来颇不寻常。东汉、曹魏、东晋末年的禅让，都是因为皇帝早已成为傀儡，大权已成权臣的囊中之物。但刘欣却是牢牢把控着皇权，既没有霍光这样僭越的权臣，也没有吕后这类越轨的外戚，更没有反叛的诸侯和入侵的外族。
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要将繁盛的帝国拱手相让给异姓，透露出他本人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帝制时代，皇帝的精神危机就是帝国统治危机的表征。
于是问题来了，刘欣的精神危机是什么？来自哪里？
从后人的视角看，刘欣死后不到十年，西汉就被新朝取代，演绎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二次改朝换代。这说明，刘欣的精神危机的确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的暴亡使汉朝陷入了空前危机。
但是，一般来说，王朝的覆灭往往与政治的败坏、经济的崩溃、文化的腐朽、版图的分裂、御外的失败相关联。而刘欣晏驾时的汉朝，基本没有上述问题，至少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诸如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末的藩镇与黄巢、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伺……西汉末年的时势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
从大的方面看，自汉景帝治内“七国之乱”以来，已经约150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内乱了，称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扰了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也已缓和，从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汉元帝派“昭君出塞”至今，汉朝与匈奴已经和平共处了30多年，说起匈奴和自家亲戚的感觉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稳定。
生活在此时的西汉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虽然不宜夸张，但也绝没有要天下大乱的惨淡：战争的平息、社会的稳定带来经济增长，人口臻于极盛。据《汉书》记载，到汉哀帝的继任者汉平帝元始二年，汉朝的在籍人口达5959.5万人，垦田约827万顷，在两汉最为阜盛。
从刘氏的统治看，汉朝开国以来经历过多次皇权交接时的统治危机，多数看上去更严重。高皇帝死后吕后秉政、吕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勋旧功臣和刘姓诸侯发动政变，才得以扭转局势；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度压榨民力，晚年的“巫蛊之乱”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只当了27天皇帝就被霍光废掉，改立汉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以往更严重的局面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为什么刘欣之死会导致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并且汉朝最终没能挺过去？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一个笼统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机只是权力危机，而此时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所谓合法性，就是“天意”。权力危机不出长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宫；而合法性危机则遍于天下。
刘欣的精神危机，其实就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
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政权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需要设计一套文雅、仁义、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说政教伦理才能行稳致远。在当时，关于政教伦理的解释权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德性”。
汉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着它能否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灭。地理对应着星图，星宿对应着君臣。上天不语，但会通过地震、水旱、蝗虫等“灾”和日食、陨石、谣言等“异”，抑或雉鸟、嘉木、彩云、甘露等“祥瑞”来表达意志。
这些灾异和祥瑞，有对未来的预兆，有对过去的褒贬，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和数术的“科技”，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由此，汉朝的统治、儒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就集中体现在灾异和祥瑞上。
其实，汉朝的合法性危机，早在汉昭帝时期已有征兆，朝野流传起刘姓皇室即将失去天命的可怕预言。那是距刘欣晏驾77年前的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霍光掌权时期。泰山、莱芜山的南边有块巨石自己竖了起来，石头旁边还有数千白色的乌鸦聚集。与此同时，皇家园林上林苑里有一棵枯断在地上许久的大柳树忽然复活，也立了起来，有虫子把树叶吃成文字，是五个字的谶语：
公孙病已立。
此时，汉廷有个担任符节令的中央官员名叫眭弘，是位儒家人物。他根据《春秋》推断：这些灾异意味着“王者易姓告代”“匹夫为天子”，也就是要改朝换代；鉴于“汉家尧后”，汉室是尧的后代，所以汉昭帝应该主动退位，禅让给舜的后代“公孙氏”。
霍光见此，认为“妖言惑众，大逆不道”，将眭弘杀了。
这件事情的后续，一方面，汉昭帝死，昌邑王被废，霍光改立汉宣帝。汉宣帝原名刘病已，又是汉武帝的曾孙，正好符合“公孙病已”的谶语。所以，眭弘的大胆进言被证明是真的，原以为预示汉朝灭亡的灾异，实际是汉宣帝登基的祥瑞。汉宣帝后来征眭弘的儿子入朝为郎，有报答之意。
但另一方面，这次预言被证实，又强化了王朝改姓易代的必然性，使得汉室必定退位自此成为一股暗流，涌动在朝野之间。其实，眭弘当时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让霍光称帝，因为推演族谱，霍氏被认为能追溯到舜。
于是，汉昭帝的继承人汉宣帝为了对冲这种舆论，积极回应执政期间出现的地震、日食等灾异，向臣民展示自己的大度胸怀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同时大力宣传各种祥瑞，略略统计一下，汉宣帝时期不断有凤凰在全国各地出现，甘露频繁降临未央宫、上林苑，神爵（也就是神雀）多次出现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五色鸟铺天盖地飞过，更罕见的是出现了黄龙。汉宣帝一共只有七个年号，至少有四个来自祥瑞：神爵、五凤、甘露、黄龙。
纵览汉宣帝时期出现的祥瑞，数量几乎可与王莽时期相媲美。
事实上，灾异和祥瑞本质而言是一回事，汉宣帝的做法一时巩固了天下对刘姓仍然葆有天命的信心，但也对灾异和祥瑞的信仰推波助澜，使得朝野对异象蕴含的预言愈加深信不疑。合法性危机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生根发芽。
到了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孙子汉成帝时期，这类预言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一些儒家信徒根据“五德终始”“汉家尧后”等说法，笃信只要继任者的祥瑞不断出现，尧的后代刘姓一定会禅让给舜的后代，火德终究被土德取代，这是不可违的天命。
这就好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时的人们恰恰因为和平稳定太久了，才会盼望天命转移，认定汉室让贤将会带来更美好、更公平正义的明天。
在这一“客观规律”的“历史必然性”下，扮演“历史偶然性”的就是刘欣的突然晏驾，以及我们的主角王莽仓促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本书并非旨在提供又一部王莽的传记，而是考察帝制时代人们追求并“实现”儒家版“理想国”的一段历史，并在接下来的细节里窥探舞台上谁是玩偶、谁是主人，有何教训、有何经验，以及看罢这场戏剧后是感到充实抑或虚无？
让我们从巍巍汉室说起……
——摘自《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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