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闻（书法家、篆刻家）
对联，又称“对子”、“楹联”、“楹帖”，或称“联语”，以上下两联相对而得名。
与诗、词、曲一样，对联是我国传统上一种特有的文学体裁。它的产生和汉字的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写得好的对联，内容深刻，艺术性很高，令人读后难忘，并能广泛流传。
对联起源于何时，目前已难于确考，但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还是可以略窥其历史渊源的。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传说东海度朔山上有株大桃树，树下有神荼、郁垒二神，“性能执鬼”。我国古代民间流传这样一种习俗：在每年元旦之日用一对画有此二神的桃木板挂在门户上作为“驱鬼避邪”的“仙木”，谓之“桃符”。北宋著名文学家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记载的就是这一民俗。相传这种“插桃符”的风俗一直可以远溯到轩辕黄帝。在桃符上题写对偶联语，据宋人笔记上记载，始于五代后蜀。西蜀时期每年除夕之夜，蜀主孟昶(chǎng)便命学士在桃符上题写新词，挂在寝门左右。蜀亡的前一年，孟昶命学士幸寅逊为其寝门的桃符版上撰题新词，因嫌其词不工，便自书“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后人一般认为这是我国文字记录下来的最早一副春联，但据张伯驹《素月楼联语》称，“《古今联语汇集》载，惠山有唐张祜题壁联云：‘小洞穿斜竹，重街夹细莎’，较孟昶长春联早出百余年矣。”
后蜀降宋，春节贴联语渐渐成为宋代一种普遍的习俗。春节题写吉语贴在柱上、门上称为春帖，春帖古名“春端帖子”。宋时已有人把联语刻镂在建筑物的楹柱上，作为一种长久性的装饰，从而有了“楹联”之称。
滥觞于五代、形成于宋元的对联，虽然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历史，但是直至明代，对联大都还只是刻在木板或竹木片上的庭院装饰。书写在纸或绢上以供室内悬挂的对联，是明末清初才开始流行的。从清中叶到民国年间，对联更是几乎成了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宫廷官署，府邸大宅，梵宇道观，以至酒肆茶楼，无不悬挂，随处可见。士庶家居亦多有联为饰。尤其是文人雅士，皆自撰自画联语，悬诸于堂，或颂君恩祖德，或自标榜清高，或书警策格言以自勉，或书清词丽句以为赏，或发感慨，或寄幽思。”就是日常生活中，每逢时令佳节、婚丧庆吊、朝会宴飨以及文人墨戏，也都以对联来表情达意。
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言中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同样也有着不同的表现样式。在魏晋时期是尺牍，在南北朝时期是墓志碑牌，在五代是题壁，在宋朝是乌丝栏，在元朝是题跋，在明朝是丈八幅，在清朝则是对联。对联在清代异军突起，成为众多书家表现的媒介，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清代，行书、隶书和篆书是运用最频繁的字体。行书以其实用性、流便性而受人喜爱，应用最广，也最能体现书家个人飘逸洒脱的内在风神。篆、隶的兴起，则缘于清代文字狱的兴盛，学人不得不将精力、心绪、兴趣转向了故纸堆。反映到对联创作上，亦以行书、隶书和篆书为多见。对联字数，以五言、七言、八言居多，其原因是五言、七言、八言最适宜作对联书写，其长短与建筑物较协调，也较适合于视觉容纳的程度。从对联的独立性来看，它既能容纳单个字的奇姿逸态，又能保持整条书写的连贯性，换言之，它既不破坏章法系统，同时还能保持甚至发展书法创作中的某些技法性要素，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类式的书法创作所难以企及的。
清代对联作品，从时序上看，早期作品（晚明至乾隆早期）形制变化小，在表现风格上属内敛而文静的，款识一般以少字数为主。中期作品（乾隆、嘉庆、道光）最为丰富，形制变化大、风格多样，趣味叠出。晚期作品（道光、光绪）从总体上说书家工力似不及中期，然形制更为丰富，并更注重书写意味和视觉效果。
从审美理想上看，清代前期对联书法风格倾向于帖学；中期作品虽已大量倾向于碑，然帖学一派书风仍然有着相当广阔的展现层面；至晚期，在创作上呈现出日趋多元化的情景。
进入民国后，书法创作的主要力量，仍是清代的书法家，他们大多出生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在清末民初领袖书坛，代表者有杨守敬、李瑞清、曾熙、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至民国中后期书坛的中坚力量，则以于右任、李叔同、谢无量、郑孝胥、罗振玉、谭延闿、沈尹默等为代表。此时，乾嘉朴学考据之风笼罩下的书法家言必称篆隶魏碑的风气，已逐渐改变。随着新一代书法家入主书坛，书法创作上呈现了与古不同的新面貌，他们既表现出相当的传统实力，又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在书法风格上独标风范，形成一种“民国书风”。具体表现为创作风貌的多元化和书法形体、笔法的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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