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定量的时代。不像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可以做比较，可以准确地描述现实和预测未来。定量比定性科学，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用描述和预测做标准，定性一定比不上定量，也就是说，定量的理科是科学，定性的文科是思想。作为思想，文科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的研究叫做规范研究，或者说价值判断。显然这是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智慧了。政治学中有的人用独裁程度不同来理解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和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差异，实际上不超出“民主就是好”的价值判断。
在定量研究盛行的同时，对定量研究的批判也流行起来。比如《置身事内》说，“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受本国特殊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哪个国家也不是一张白纸，可以随便画美丽的图画。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每个国家不一样。本书阐述的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这三大“制度禀赋”源自我国特殊的历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可惜目前的经济学术潮流是追求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国别和案例研究式微，被称为 “轶事证据”(anecdotal evidence)，听起来就很不“科学”，低人一等。我对这种风气不以为然。虽然我从抽象和一般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学到了很多，但对具体的做法和模式更感兴趣”。从“国别和案例研究”中寻找“具体的做法和模式”，显然是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了。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以为然”，也可以说是对意识形态霸权“不以为然”。问题是这样一来，我们只能将各自的“本国国情”当成标准，与意识形态霸权的对决，实际上成为“抽象”与“具体”的对决。
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和模型，还是具体的做法和模式，都离不开价值判断，不能准确地描述现实和预测未来，或者说，都不是实证科学。只有定量研究称得上科学，实际上是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用结果做衡量标准的制作智慧。
问题是，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比如经济学研究，是科学吗？
据传，炒股赔本以后牛顿说，“我可以预测天体的运动，但无法预测人们的疯狂”（I can calculate the motions of heavenly bodies, but not the madness of people）。不只是牛顿预测经济失败。2020年11月，国信证券选取每年市场表现明显的三个特征（经济形势、行业趋势等），观察过去10年间券商年度策略中的一致预期与次年市场实际表现之间的差异。如果按“预期对”、“预期错”、“超预期”、“未预期”四种情形进行划分，30次预期中，“预期对”10次，“预期错”11次。“一致预期落空的情形并非只在A股市场发生，在期市、债市中也常常出现”。“一致预期往往是错的”甚至“已经成了部分投资者的经验”。
尽管如此，现在不能预测不等于将来也不能预测。自然科学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准确预测的。19世纪时，英国经济学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曾经把天文学和化学划为精密的学科，把气象学和人文科学（Moral science）划为不精密的学科。在那时，气象学还做不到“精密”；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气象学已经是一门精密的科学了。不管是否真的下雨，降水概率61%和降水概率62%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现在我们还不能准确地预测地震。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科技发展，预报地震也会像预报天气那样成为科学。和气象系统一样，社会似乎也是复杂系统，随着技术进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社会领域准确地描述现实和预测未来了？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小村庄里，只有一位理发师。有一天他说，他为村里所有不自己刮脸的男人刮脸。那么，谁来为理发师刮脸？如果理发师自己刮脸，他就不是不自己刮脸的男人；如果理发师不自己刮脸，他就要为自己刮脸。这个故事叫做“理发师悖论”（Russell's paradox）。为男人刮脸的理发师自己也是村里的男人。虽然有没有理发师都改变不了“村里的男人”这个概念，但是，对于“我为村里所有不自己刮脸的男人刮脸”这个命题来说，同时是村里的男人的理发师就会带来悖论。
社会中的人研究社会的社会科学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研究者提出“社会科学规律”就是宣称所有人都遵守这些规律，否则“社会科学规律”就不再是规律；研究者这样做的前提是自己可以提出任意的规律，否则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不再可能。这里并不存在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问题，研究者研究的是社会，不包括研究者本人不会改变“社会”的概念，就像不包括理发师不会改变“村里的男人”的概念一样。问题是，研究者和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之间不存在人与自然那样的界限，研究者是社会中人，社会中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研究者。研究者自己自由地选择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却必须要求社会中的其他人相应成为理性人（reasonable man）、权力人、经济人、社会人。
社会科学从原理上不可能准确地描述现实和预测未来。哈耶克说经济发展靠经济自身的动力，凯恩斯说总需求不足就要政府提振投资信心。大萧条以后，哈耶克的学说应对不了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凯恩斯的学说成为主流。有了凯恩斯学说，劳资双方都相信政府能够应对好经济危机，在经济减速时工会仍然要求加薪，企业通过涨价仍然维持生产，这样就造成了滞涨。这时，主张经济不能靠政府的哈耶克学说重新受到关注。凯恩斯偶然符合现实不能说明正确，哈耶克偶然不符合现实不能说明错误。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描述现实和预测未来只是判断科学与否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社会科学显然不能像人文科学那样，做出像“世界是有限的”或者“世界是无限的”那样一定正确的论断。德国哲学家康德告诉我们，对于只能在世界之中，不能到世界之外的我们来说，不可能去验证世界是否有限。社会科学一定是可以验证的。但是，因为“理发师悖论”，能否通过验证只是出于偶然。社会科学需要有指导意义。不知道哈耶克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哈耶克能告诉我们凯恩斯不能告诉我们的什么。
问题是，定量的时代需要这样的“社会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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